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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儿子揭秘：孟小冬、梅兰芳与父亲的往事

作者:杜维善

　　杜月笙的儿子：并不特殊

　　对"杜月笙的儿子"这个身份有什么特殊感受，坦率说，这问题我好像从来没想过。早期我出去做事也没人认识我，知道我的人我也不是常碰见，所以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不过，自从做古钱收藏以后，知道我身份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会奇怪，因为大家认为我是个家庭背景很复杂的人，不可能有这种嗜好。我的出身不是我能选择的，我也没办法逃避这种命运。

　　其实小时候跟我父亲在一起的时候非常少。我母亲跟父亲结婚后，她自己住在辣斐德路辣斐坊16号，父亲和前三位夫人——我们称呼"前楼太太"、"二楼太太"和"三楼太太"住在华格臬路的老公馆里。老公馆不是我们去的地方，印象并不深。

　　抗战爆发后，父亲先离开上海，借道香港到了重庆，我们和母亲一直住在上海，那段时间过得比较艰苦，平常用钱都得节省。记忆中，我们家很少吃米饭，都是以面食为主，我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那段时间我们过得还是挺苦的。那时候我才几岁，父亲多少有些担心我们。那时上海政治性绑票很多，如果日本人或伪政府的人把我绑了去，威胁他赶紧回上海，那岂不很麻烦？不过我们那时候年纪小，也没地方去，无非是出门上学，或者出去逛逛。我那时候喜欢逛上海四马路，就是现在的福州路，那边都是书店，我喜欢逛书店。可惜的是，这些地方现在都拆掉了。

　　直到抗战胜利的前两年，母亲才带我们到重庆与父亲团聚。因为父亲的生意和产业都在上海，所以抗战胜利后，父亲回到了上海，先是暂住在现在的锦江饭店，我们住在另一个朋友家里，彼此还是分开的。那时也不觉得父亲的身份有什么特殊，觉得一切很自然。

　　所以，真正和父亲生活在一起，也就是1949年我们到了香港以后，但那时和父亲接触也不多。平时我早早就上学了，放学回来，吃完饭要睡觉了，见了面叫一声"父亲"，然后就快快走开。平常我们吃饭也是分开的，我、姐姐和母亲在一个台子上，父亲和一班人在另一个台子上。

　　旧式大亨家的尔虞我诈

　　父亲在我们面前一直很严肃，给我的感觉是很有距离，所以我与父亲始终没建立起一种亲近感。一方面父亲很忙，不可能经常和我们接触；另一方面，在父亲的观念中，在杜家始终以正房的长子为大，所以家里对外应酬都是大哥、大嫂出面。但我姐姐是长女，所以比较起来，她跟父亲的关系更近些。以往家里来了重要客人，父亲也会让姐姐从学校回来陪同客人的女儿。

　　就像在影视或小说里看到的一样，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互相之间的明争暗斗是少不了的。我的母亲是第四房太太，她不太会用心计，但在杜家任何一房太太，如果不用心计就要败下阵来。每位太太身边都有一些参谋给她们出谋划策，怎么争宠，怎么夺权。母亲也有很多参谋。有一次父亲过生日，几个太太事先商量，决定大家在那天都穿一样颜色和式样的旗袍，这样大家平等。母亲回来就问参谋这事情怎么办——如果答应她们的条件，那她终归是四太太，要排在后面，显不出地位。如果不答应，其他人肯定要数落她。那两个参谋说：你先答应下来，她们说什么样的你就去做，母亲也就依计行事，可她暗中另外预备了一套。生日宴一开始，她与其他几个太太穿一样的衣服出来，可是没几分钟，马上去换了一件。这样一来，众人之中她突出了地位。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都是我们搬到台湾后母亲跟我们说的。

　　前楼太太很早就去世了，剩下的四位夫人中，母亲和孟小冬的关系是最好的，其他两位夫人一天到晚地斗争。三哥、四哥的母亲就是和二哥的母亲吵得一塌糊涂，才带着两个儿子去英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杜家，兄弟间的斗争也很厉害。父亲有11个孩子，我是男孩子中的第7个，但是因为我年龄小，也不住在一起，所以我也没涉及其中。父亲想培植大哥杜维藩，但实际上他是个阿斗。大哥喜欢喝酒，我父亲常常骂他：你代表我请客，可是客人刚刚到你就醉了，你还怎么代表我？但杜家的接班人始终是他，父亲的观念始终变不了，所以在他留的遗嘱里，长子和长孙的遗产多一份，其他几个都是平分——不过这些事情，也都成为旧中国的一个背影了。

　　有人就有江湖：上海滩江湖生涯

　　因为自小到大对自己的父亲和家庭没什么概念，所以也没觉得有必要刻意去了解什么。对父亲的很多旧事，还是到了台湾后才知道多一些。父亲有一个早期打天下时的兄弟叫顾嘉棠，我们搬到台湾就住在他的隔壁，很多事情都是顾嘉棠亲口跟我说的。比如藏鸦片烟、抢码头等，顾先生觉得是很自豪的事情。那时说我父亲出去打架是不真实的，其实都是顾嘉棠、叶焯山、马祥生这帮被称做"小八股党"的人做的。不过早年他确实干过不少事情，像抢烟筒这种事情的确有，当时抢烟筒是跟帮会有关的事情。

　　父亲年纪轻的时候喜欢赌钱，赌到什么地步？他和第一个太太结婚的那个晚上还出去赌，那时他需要钱给兄弟。本来是寄希望能赌博赢一点，没想到输个精光，结果把前楼太太结婚的衣服全都拿去当掉了。还有一次他在澡堂里赌，赌得连衣服全当光，最后还是黄金荣的太太拿着衣服把他救出来的，年轻时这种荒唐事还是很多的。

　　父亲出身贫寒，我的祖父母很早去世了，他早年就成了孤儿，后来靠在水果店里帮工来谋生。我想父亲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是靠义气。在那时的中国社会里，"义"字很重要。他出手大方，人家没钱了他给钱，兄弟没钱了他散财。父亲的门客很多，有的自己有职业，有的是靠我们家吃饭。比如说在恒社（注：杜月笙在1932年成立的组织）的人都拜我父亲做先生，他们每人都有本身的生意，就是建起一个关系来。他们没有严密的组织形式，但是由我父亲来挑选人。这些人拜我父亲做先生的时候，还是有这种江湖的气味，帮会习性。我没有见过他们加入帮会的场面，在公共场合，他们就像是普通的宴会一样，大家在一块吃饭，说说笑笑。

　　其实父亲从来不是上海滩最有钱的人，但给人的感觉是他名气最大，在上海他也能够控制一些东西。父亲的一个观念是不做官，像他那样很早就闯荡江湖的人，很注意结交各方关系。在租界里他认识很多人，比如说法租界的巡捕房那时候最高的警官和翻译叫张翼枢，普通人都不知道这个人，父亲与他是非常好的朋友，所以别人有什么事情在租界里都托父亲去打招呼。张翼枢的女儿我认识，现在美国，差不多90岁了。

　　我曾经认张啸林做干爹

　　说父亲是"青红帮老大"是历史事实，但称父亲为黑帮老大，我不太同意。青红帮是非常时期非常特别的一个产物。正式的青红帮并不是打打杀杀，就是讲做生意你要在"帮"，当时如果不在"帮"，你就没有保护人，就休想在上海滩混。还有，赌博和抽大烟也是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在老公馆，有父亲比较要好的客人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先上烟，这好像是个规矩。但是拿现在的社会观念来讲，这就是犯法。我知道父亲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我不想为他辩解什么，只是觉得，应该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看待他。

　　现在很多人喜欢把父亲与黄金荣、张啸林放在一起，把他们并称"上海三大亨"。黄金荣和张啸林我都见过。我对黄金荣印象不深，我见他时，他大概60多岁了，那时人家还是叫他黄老板，还是很威风的。父亲与黄金荣的关系后来有点复杂。黄金荣发家早，因为早期在帮会里，他辈分很高，而我父亲辈分很低。但是黄金荣到了30年代名气就不大了，父亲远远超过了他，他有点嫉妒我父亲，所以不太愿意来往。但是表面上大家还很一团和气的，过年过节互相送东西。

　　相比而言，张啸林就是一介武夫，有人说他是张飞。我跟张啸林见面的机会比较多，因为我小时候，张啸林的太太很喜欢我，父亲就把我过继给他，认他做干爹。

　　张啸林被杀那天我还有印象，但那时我才7岁，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懂为什么有人要刺杀他。只是觉得干爹死了，出了一件大事，周围很热闹，赶紧去看看。张啸林是被自己的保镖林怀部枪杀的，当时林怀部的口供是说与张啸林有矛盾，后来证明这是戴笠在后面策划的，因为张啸林被日本人拉去做了伪浙江省主席一职。张啸林死时，父亲人在重庆，他既没有表态也没有发唁电，其实他心里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之前他也劝阻过张啸林，未果，戴笠是要杀张啸林，父亲也没办法。我相信戴笠事先是征求过他的意见的，但一面是兄弟之情，一面是民族大义，他不好表态。

　　杜月笙一生都在向"高级人"靠拢

　　很多人对父亲的印象都来源于上海滩的那些电视剧，以为他们整天过的是刀光剑影、打打杀杀的生活。当然电视剧必须这样拍，否则就没人看了。

　　《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当年曾见过父亲，还写了一篇《杜月笙传》，徐铸成文章中说，以为像杜月笙这样大亨式的闻人，纵使不是红眉毛绿眼睛，总该是一介草莽赳赳武夫，但见面后，只是一个修长身材、面色带青的瘦削老人，看上去手无缚鸡之力，言谈中也少带"白相人"常说的粗话。我父亲是个弱不禁风的人，听母亲说，父亲刚和她结婚时还喜欢戴金刚钻，因为上海在外面跑的叫"白相人"，白相人的男人都喜欢戴金刚钻，好像是一种身份。母亲就跟他讲，高级社会的男人不戴金刚钻，他的这种习惯就一点点地改了。父亲长年是一袭长衫，即便在家里，领扣也系得紧紧的。不过抗战前，蒋介石给过他一个少将的头衔，他拍了一张一生唯一穿军装的照片。

　　父亲小时候因为家境贫寒，没怎么受过教育，所以对我们的教育看得特别重要，一定要让我们在可能范围内受到最好的教育。杜家的家教非常严，尤其是对男孩子。有一次大哥逃考，被他狠狠打了两个耳光。在家中，父亲的严厉具体是通过母亲执行的。有一次，姐姐英语没考好，母亲打了她10鞭子。

　　父亲对文人一直有一种向往，也对他们很敬重。他结交了很多文化名人，很多文人也都成为他的私人律师或座上客。章太炎与父亲的私交甚好，1930年父亲在家乡买了50亩地，造了"杜氏家祠"，章太炎不但为杜家编了家谱，还写了洋洋千言的《高桥杜氏祠堂记》。杜家祠堂建成那天，包括蒋介石、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上海市长张群等要人都送了牌匾，场面很大。章士钊曾做过教育总长，后来又在上海做大律师，所以那时他们的交往比较多。章士钊算是父亲的私人律师兼参谋。很早以前，共产党要送很多党员到巴黎去，找到章士钊帮忙，章士钊又来找我父亲要钱，父亲觉得各方面人都要结交，求到门下就要帮一下。

　　我父亲也比较喜欢行老，在重庆时，章士钊和我们家住在同一栋楼里的楼上楼下。章士钊自己有个小书房，我每天给他磨墨，磨好了他来教我写字。后来到了香港，殷夫人还把章士钊用过的砚台送给我。

　　父亲发达后，江湖上一些事情他就让别人出面去做，与早期的兄弟也保持了一点距离，而他更多做一些公益和慈善。每有灾害发生，父亲一定出面组织赈济。

　　每逢春节过年，在杜家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因为上海滩的人都知道给杜先生拜年是不会空着手回去的。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年关将至，父亲就让手下到几个银行调钱到家里来，还有米。米倒不成问题，因为老公馆的管家万墨林是上海商会的，所以无论多少米万墨林都能拿来。那时候来老公馆拜年是排着队来的，包括很多穷人、乞丐，只要到大门口来给杜先生拜年，总归是能分红的。

　　父亲的老家在上海浦东高桥，每年夏天他都要从药房买大量的"痧药水"、"诸葛行军散"送到高桥，挨家挨户免费送发，这个举动坚持了好多年。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到浦东老家去，是划船过去的，当时的浦东还是一片荒地，哪里像现在的浦东。现在杜家祠堂也不在了，好像还有一栋小房子，是空军某个部队驻扎在那儿，其他全部没有了。

　　名族大义不动摇帮杜月笙赢得好名声

　　不论对父亲有何评价，有一点是公认的：在民族大义上，他从来没有动摇过。父亲反日的立场是始终没有改变的，我想这一点跟帮会有关系，老一代帮会里的人对日本人有仇恨，帮会里有很多观念也传袭下来。但最主要的是，父亲有一个很强烈的"中国人"的意识，所以他非常恨日本人。

　　抗战一开始，父亲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的名义，联合上海各界组织救护队伍。即便在父亲撤到重庆以后，海外很多捐赠的物资或救济品，都由父亲接收后运往内地。他在上海布置了很多人在日占区做地下工作，暗中帮助国民政府，像万墨林、徐采臣，徐采臣是日本通。高宗武和陶希圣要逃离汪精卫阵营时，蒋介石就是通过我父亲，要万墨林暗中帮助他们。而日本投降时，国民政府要接收上海，父亲也做了很多稳定上海的事。

　　爱京剧的父亲与孟小冬的往事

　　父亲喜欢京剧，他后来娶的两位太太——我母亲和孟小冬都是京剧演员。我的外祖母叫筱兰英，筱兰英与恩晓峰、李桂芬等，是中国第一代京剧女演员中最有成就的几位。李桂芬是卢燕的母亲，我喊她大姨，我们和卢燕家的关系很近，在上海时她也经常住在我们家。母亲叫姚玉兰，唱老旦出身，和父亲结婚后她还唱戏，但多是慈善演出或堂会之类。

　　父亲跟京剧界的关系也很好，当年无论多有名的京剧演员到上海，都会到我父亲那里去。他常常请客吃饭，高兴时也会在吃饭时唱几句。

　　父亲与梅兰芳很早就认识了，梅老板每次来上海都来拜访我父亲。梅兰芳和我父亲的关系、我父亲和孟小冬的关系应该分开来说。我父亲娶孟小冬做太太是梅、孟两人分开以后的事情。

　　因为都是京剧演员，孟小冬很早就和我母亲、外祖母比较接近。孟小冬离开梅兰芳一段时间后，和父亲结识，正式有往来是在40年代。母亲把孟小冬当成自己人，也并不介意。她俩的关系时好时坏，有时候会吵架，一生气她就回了北京，过几个月又没事了。那段时间孟小冬给我母亲的信我现在还保存着，信里谈的都是生活上的事，母亲有时汇钱给她，她在北京有一帮朋友也经常到上海来，像吴家、朱家都是大家族，彼此间也都很熟。

　　我猜想父亲暗恋孟小冬好久了。一方面她唱得很好，用现在的眼光看，她也称得上是一位艺术家。另一方面孟小冬比较会用心计，也很会讨父亲喜欢，在我父亲面前常常会说笑话，逗他开心。孟小冬除了普通话，上海话讲得也很好，父亲可能跟她交流起来就比较顺畅。不像我母亲，虽然嫁给父亲那么多年，但基本不会讲上海话。后来我太太常常问我母亲怎么跟我父亲沟通，母亲回答："他听得懂我讲话，我听不懂他讲话。"

　　梅兰芳与孟小冬的分手，并不是那么简单，可能牵涉了很多很复杂的问题。母亲有时候会跟我们讲他们分开时的一些事，母亲知道孟小冬和梅兰芳离开一定有条件，而且条件可能很苛刻。我母亲看不惯，因为她们都是唱戏出身的，她多少同情孟小冬。但是这个条件究竟是什么，也只有梅兰芳、福芝芳和孟小冬他们三个人才知道。梅葆玖不知道，许姬传也不知道——1983年我去看许老的时候，提起过这件事情，他都不清楚。我觉得这里面可能福芝芳有条件，限制孟小冬登台演出作为他们分开的什么条件，但这只是猜测，不能够证实。所以后来听说章子怡筹拍孟小冬传，梅家不答应，因为这里面可能牵涉到比较微妙的关系。我想《梅兰芳》这部电影也不会对这种关系有太多的涉及。

　　父亲和梅兰芳的关系也并没有因为孟小冬而受到影响。1947年父亲过60大寿，上海的中国大戏院组织了10天的堂会。梅兰芳和孟小冬都到上海演出了，但他们没有同台——10天的大轴，梅兰芳占8天，孟小冬占2天，回避了见面的尴尬。孟小冬此后只字不提梅兰芳，解放后，父亲和梅兰芳也没什么联系了。

　　我想孟小冬对我父亲还是有感情的，否则她不会跟父亲一块儿到香港来。父亲在去世的一年前和她结婚就是给她一个名分，否则在遗嘱里怎么分财产呢？除了我们家人之外，那天参加婚礼的人并不多，大家一起吃了顿饭，拍了几张照片。婚礼的照片现在还存在上海历史博物馆里，其中有一张相片是我与马连良、万墨林和孟小冬弟子钱培荣的合影。婚礼那天，孟小冬很高兴，久病的父亲也难得有了精神，他带病陪客。这段婚姻无所谓谁成全谁，他们之间是有感情的，我父亲一向重视她的艺术成就，孟小冬也很仰慕我父亲，她同父亲结婚不是报恩，也不是无奈的选择。再加上我母亲也在当中撮合，所以走在一起比较容易。现在出版的那些书，像《梨园冬皇孟小冬传》，讲我父亲怎么和孟小冬在一起的，他们说的那一套不可靠。

　　孟小冬与父亲结婚后，我们喊她"妈咪"，管自己的母亲叫娘娘。平时，孟小冬喊我母亲叫姐姐，在与父亲成为夫妻前，因为都是京剧演员，她们的关系都不错。孟小冬跟母亲的关系时好时坏，有时候总归要吵架，她们中间有时候也有很多事情摆不平。

　　孟小冬年轻时很漂亮，她从前抽大烟，但这也不影响她的唱功。孟小冬性格比较孤傲，晚年在香港、台湾的时候，她始终不唱，连清唱都不唱，最后一次清唱是在香港给张大千唱的，因为张大千喜欢听她的戏，这是面子很大的事情。虽然后来她不怎么唱戏了，但还是很有威望，我太太有一次问孟小冬："您还预不预备唱啊？"孟小冬回答一句："胡琴呢？"是啊，没有胡琴你怎么唱，给她拉胡琴的最后一个人是王瑞芝，他也去世了。

　　1952年，我们和母亲先去台湾，孟小冬先是一个人待在香港，直到1967年也到了台湾。孟小冬到台湾以后生活平淡，她自己租一个房子，独住。她早年在北平时领养过一个孩子，关于她怀了梅兰芳孩子的事是谣传。孟小冬晚年过得不错。她没什么经济来源，就是靠我父亲留给她的和她自己当年挣的钱过活，她对钱也没有特别多的需求，就是希望有朋友每天到她那里去，像我太太、二姐去她那里打牌她就知足了。孟小冬对我们很亲近，拿我们当自己儿女一样，我们对她也很好。每天她家里面都有人，我母亲天天去。

　　前几年出的那一本《孟小冬传》，讲她有十大弟子，根本没这回事。有几个人经常到孟小冬家里去聊天、说戏。她的个性是这样的：她绝对不得罪人，所以你跑去问她"孟老师我唱得怎么样"，她的回答永远都是"好"。孟小冬突然之间生病了，去世了，他们实际上都没有拜过孟小冬，所以孟小冬去世后他们商量：我们在灵堂磕个头就算了。那天很多人都来灵堂给孟小冬磕头，都是弟子了？所以说所谓"十大弟子"其实是一个大笑话。

　　孟小冬是1977年在台湾去世的。坦率说，对《梅兰芳》这部电影我并不特别关注。我认为如果严格按照历史事实来拍，那这部电影肯定是没办法拍下去的，只能一半事实一半虚构。我更感兴趣的是章子怡扮演的孟小冬像不像。

来源:《和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