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w:Fw:Fw:看得催人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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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人中中研院中科院双院士遭整肃斗辱者26人：吴有训、秉志、罗宗洛、严济慈、赵忠尧、华罗庚、吴学周、庄长恭、李四光、黄汲清、竺可桢、杨钟健、候德榜、茅以升、贝时璋、张孝骞、俞大绂、汤佩松、冯德培、伍献文、陈桢、钱祟澍、蔡翘、殷宏章、戴芳澜、童第周。他们多是其学科的奠基人、先驱，学科研究工作的带头人，学养深湛，成就卓著，年高德劭。他们中的近一半参加了中共，吴有训、严济慈、李四光、竺可桢、童第周还是中科院副院长，仍无一幸免遭整肃摧残。
植物生理学家罗宗洛下狱六年放出来还要监督劳动改造。
物理学家严济慈儿子被斗死，老父见到的是"一领芦席下面……嘴里只剩下一颗牙"。
"中国原子能之父"赵忠尧因是铅笔厂股东，1952年起遭整肃至文革成为"美蒋特务"。
数学家华罗庚女婿遭整死女儿陷狱，自己险成窃贼，幸学生陈景润拒绝诬师，才免大劫。
化学家吴学周在斗争大会上被铐下狱，查无实据放出时已被折磨得一眼全瞎一眼半瞎。
地质学家李四光死时周恩来不敢拟悼词，以读其女信代。
与李四光齐名的地质学家黄汲清1957年遭整肃为右派后入炼狱廿余年。
以侯氏制碱法闻名于世的侯德榜文革中遭斗辱，要求工作不拿工资仍不获准。
桥梁专家茅以升老妻被抄家的霸道活活吓死。
生物生理学奠基人、从不与人争的贝时璋也遭斗辱抄家，罪名是不关心政治。
地质学家杨钟健被抄家抄出一封毛泽东1920年写给他的信而幸免遭打斗。
消化病学奠基人张孝骞遭斗辱游街，抄家抄了三次。
植物生理学奠基人之一汤佩松1952年起就遭斗交代返国动机，文革被疑为特务关押。
神经生理学奠基人冯德培遭勒令跪在上海分院大门口挨斗，关暗室中差点被打死。
动物遗传学创始人陈桢因为是美国摩尔根第一个中国弟子和追随者，屡受批判。
生理学家蔡翘文革中遭斗辱迫害。
生理学家殷宏章文革中遭批斗凌辱驱往农场干最脏最累最重的活。
真菌学主要奠基人戴芳澜文革中遭斗辱，近耄耋之年被驱离北京。
鱼类学家伍献文遭军统、中统潜伏特务之诬，惨受监禁刑讯。
植物病理学家名门之后俞大绂文革中被折磨至右眼失明，其家族遭整肃至死者6人：表兄陈寅恪唐筼夫妇、胞妹俞大絪曾昭抡夫妇、堂妹俞珊赵太侔夫妇，受批斗抄家挂牌游
街关押牛棚者难以胜计。
科学界元老近代生物学开拓者和奠基人秉志、有机化学研究先驱曾任台湾大学校长半年的庄长恭、近代植物学主要奠基人之一钱崇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需检讨交代留学外国任职台湾的历史问题而永远也交代不清。
71人中中科院院士和著名科学家遭整肃摧残者19人：周明镇、黄万里、胡刚复、胡焕庸、苏步青、江泽涵、陈希孺、吴文俊、陈景润、林巧稚、黄家驷、蒋彦永、钱伟长、丁石荪、邓稼先、袁隆平、陈一文、黄相宁、杨显东。
古脊椎动物学家、中国恐龙研究之父周明镇不堪整肃斗辱之惨酷，多次自杀未果，抢救回生继续批斗，口渴求饮不得，喝痰盂里的水；其子周西蒙遭整肃卧轨自杀，其妻疯了，捱了廿余年也自杀了。
地质水利学家、当代大禹黄万里遭毛泽东御批右派，为反对阻止祸国殃民的长江三峡工程上马，多次上书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李鹏、江泽民以及克林顿，独克林顿回信，邓胡赵李江不予理睬。
科学界元老、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胡刚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需交代检讨留学外国的历史问题而永远交代不清。
地理学家胡焕庸遭整肃下狱十年险死还生。
数学家苏步青遭斗辱时被一瓶红墨水倒在谢了顶的头上，推倒在地，责令在晒得冒泡的柏油路上作狗爬，关押拘禁百余天。
拓朴学奠基人之一、胡适堂妻舅江泽涵1952年起遭整肃至文革住房被占，扫地出门。
数理统计学家陈希孺以有"不当言论"罪下放农村，文革遭斗辱和肉体摧残。
获最高科技奖的数学家吴文俊文革中遭整肃批判下放工厂劳动改造。
数学家陈景润多年龟缩6平米阁楼点煤油灯卷起被褥床板当桌作"哥德巴赫猜想"。
妇产学家万婴之母林巧稚遭整肃批斗强令到绒癌病房做护工，拖地板、倒痰盂、洗便
盆。
胸外科奠基人之一黄家驷文革中遭斗辱关牛棚。
萨斯瘟疫肆虐期间真话救中国的军医蒋彦永夫妇遭拘押监禁。
近代力学、应用数学奠基人之一钱伟长遭整肃为右派入炼狱廿余年。
数学家丁石孙1957、1959、1960、1966年皆遭整肃批判斗辱，关牛棚。
核物理学家邓稼先在西北核工业基地毒太阳下差点被斗死。
"水稻之父"袁隆平被迫宣布由于研究经费匮乏，将与美国公司合作。
地质学家陈一文、黄相宁说出了汶川唐山地震震前都曾有预报的真相遭整肃。
棉花专家、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遭整肃打断骨头，喂猪清粪坑十余年，他最早揭露毛泽东树立的全国农业学习榜样山西大寨大队是假典型。
2009年中科院新增35名院士，80%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中国工程院新增48名院士，85%是现任官员。（据中国新闻周刊本刊记者/王婧文/林茵《两院新增院士超8成为现任官员引发质疑》，载http://www.sina.com.cn/ <http://www.sina.com.cn/>2009年12月17日11:07）。这是权力对科学的公然强奸和侵害。新世纪，科学精神遭到另类的金钱的腐蚀诱惑，学术与权力联姻结盟，走向了全面的叛卖堕落。
中国大陆科学家平日的工作时间完全不能保证科学研究工作的正常进行。这一类"人要吃饭才能活着"的"科学家要作科学研究才是科学家" 的普世常识，在大陆一直是大问题，1950、1960年代曾多次煞有介事地提出"六分之五"工作日问题，进行所谓的调查研究讨论。实际上二十世纪的后五十年和新世纪，这都是中国大陆科学家的问题，因为从未停止过政治运动，从未停止过科学家需要改造思想、需要学习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需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需要学习四个坚持三个代表、需要与时俱进与中共中央保持一致等等所谓大是大非问题。
1955年、1960年中科院的几个调查表，说明与证实着中共治下的中国科学界曾经如何轻易轻松轻快轻飘而又实在认真执著专注地荒谬过。
根据国家关于干部劳动锻练的规定，科学家每人要下放劳动一年，此外每年劳动一个月。以五年计算，每一个研究人员要有一年四个月，即约四分之一的工作日进行劳动锻练。实际上，有些地方在规定之外，还布置了许多临时的义务劳动，调动了许多研究人员去修路、修广场、搞基建、搞绿化、搞机关生产、运输副食品，把研究人员当作一般劳力来使用，占用的时间甚至比规定的劳动时间要多得多。超负荷劳动使一些体力较差的研究人员病倒，长时间无法正常工作。
谢泳论中国知识分子
1. 这一百年间，谁最爱这个国家？谁最关心这个国家？谁最能替老百姓说话？谁比较最能不计自己一时的利害得失而为国家的命运着想？我想了想，还是知识分子。
2. 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一个时代政治宽容的主要标志，在这方面，大陆这五十年实在是乏善可陈。
3.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作家不是自由写作的群体，而是权力控制下的宣传力量。
4. 对于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对于新时代的政治要求，没有表现出普遍的抵抗性，可能是他们后来悲剧命运的开始。
5. 不信任知识分子，可以说是新时代的基本特点。中国在五十年代顺利走上苏联道路，就是因为听不进知识分子的意见。
6.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政府应该听听不同的声音。一个政府犯错误是难免的，而我们的历史是，一个政府从来都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圣人之举，这是很可怕的。
7. 现代政治是不记仇的，尤其不记异己的仇。政治是有成败的，成的不一定都是好人，败的也不一定就都是坏人，政治的成败和人格的高下不是对等的关系。
8. 新政权让许多大学教授去参加了土地改革，这可以说是后来发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前奏。许多大学教授不是在思想改造运动之后才与新政权妥协的，而是在土地改革时就开始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当时参加了土改的知名大学教授潘光旦、全慰天、孙毓棠、李广田、萧乾、胡世华、、贺麟、郑林庄、朱光潜、吴景超，都写过文章来检讨自己的过去。
9. 对工农群众的简单认同，是1949年以后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一个基本逻辑，这个逻辑的前提就是工农比知识分子强，其实这是非常荒唐的。
10. 思想改造运动是四九年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政治运动，由于运动的主要对象是知识分子，所以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对知识分子的第一次清理，为随后到来的1952年的院系调整做了思想上的准备，从此以后，知识分子就开始变得谨小慎微了。这次思想改造运动到1952年基本结束，它带给知识分子心灵上的伤害是很重的。
11. 从个人命运来说，黄万里的人生是个悲剧。因为对一个科学家来说，他一生最有价值的思考没有得到国家的认可。不过对悲剧英雄来说，他们存在的意义是超越他们职业本身意义的，像吴祖光、马寅初和梁思成他们一样，他们的专业成就早晚会被超越，但他们的精神可以成为永恒的财富。
12. 1949年以后，中国的历史却很令人深思。北京市政建设中，历史证明梁思成是对的，但老北京还是消失了。三门峡水库，黄万里是对的，但三门峡水库还是建起来了。马寅初提出要计划生育，但中国的人口还是激增了。
13. 中国历史的吊诡处在于：对者出局。这已成为基本的潜规则。因为专业声望的建立过程中国家有决定作用，所以黄万里不可能成为两院院士，不可能居于他所在专业领域的重要地位。
14. 作为一个水利科学家，黄万里专业声望的最后建立要依靠巨型水利工程的失败来证明，这是多么大的悲剧！但这样的悲剧在黄万里一生中，还上演了不止一次。
15. 一九四九年的时代转换，在中国历史是空前的。因为以往的改朝换代，对整个社会的日常生活影响并不是突变的，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文化传统一般可以延续，而这一次的时代变革却把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文化传统全部改变了。马寅初是新政权建立后的北大校长，而他的一个学术观点却受到了政府的批判，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到了他这里已经淹淹一息，独立思想，自由精神已成绝响。
16. 叶企孙和饶毓泰是中国早期物理学发展中的两个奠基人。他们同是留美的博士，后来主要从事物理学的教学工作，中国多数物理学家均出自他们门下。1948年他们俩都是中央研究院物理组的院士，这是当时科学家的最高荣誉。到了"文革"，饶毓泰自杀，叶企孙重病缠身，凄然离世。叶企孙由于卷入一桩重大冤案中，很长时间受到迫害，曾被投入监狱。叶企孙晚年十分凄惨。"当时不少人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了这种情景：叶企孙弓着背，穿着破棉鞋，踯躅街头，有时在一家店铺买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啃，碰到熟知的学生便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叶企孙、饶毓泰后来都获平反，但他们的死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强烈的，一个连物理学家都容不下的环境，到底在哪里发生了问题？
17. 李宗恩先生是一个科学家，一九四七年他出任著名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成为这所一向由美国人主管的医学院的首任中国院长，他也是一九四八年老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胡适和傅斯年曾动员在北平的著名教授和学者去台湾，很多人拒绝了，李宗恩也是其中之一，他要留在国内办医学教育。李宗恩一九五八年被打成右派，奇怪的是年过花甲的老人竟被发配到了云南昆明，没过了几年，一九六二年就死在了那里。想想这些知识分子的遭遇，真让人有说不出的悲愤。像他们那样的人才，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是积了多少年的精华才出现的，然而一个新时代就那样轻易把他们葬送了。
18. 胡先骕是中国生物学的创始人，享有世界声誉的植物学家。1949年以后，胡先骕没有走，而是留下来继续他的生物学研究，那年他五十五岁，还是一个科学家最好的年龄。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时，在自然科学家中，胡先骕是极少几个老中央研究院士而没有成为学部委员的。就是因为他坚持自己独立的科学思想，在一个新时代里，他最终很难和他所处的时代达成平衡，他是中国生物学界少有的享有世界声誉的科学家，但在一个一切以政治为首要标准的时代里，科学完全成了政治的婢女，胡先骕就因为反对李森科的非科学理论，而最终没有成为学部委员。胡先骕的落选，不是他个人的耻辱，而是这种体制的耻辱。胡先骕于1972年去世，终年七十五岁。他在文革中身心受到极大的折磨，他由原来所住的一所约三百平米的住宅，被迫迁到了一所仅有十平方米的斗室中，平生所藏的图书、资料和尚未发表的研究成果，均散失殆尽。一代科学宗师，就在这样的处境中离开了人世。
19. 安福是江西的一个偏僻小县，但在本世纪初，不到几年的时间里，却有三位少年，由这里走进了千里之外的清华园，他们是罗隆基、王造时、彭文应。罗隆基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王造时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彭文应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硕士。安福三才子，在40年代都达到了他们人生最辉煌的时期，无论是学问，还是社会声望，他们没有与旧政权共进退，都满腔热情地投入新的环境中。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也许是偶然的巧合，1957年全部成了右派，而且罗隆基、彭文应是全国五个未获平反的右派中的两位，三个人都在"文革"中凄惨离世，想来真是令人心酸。
20. 董时进是一个始终让我不能忘怀的知识分子。历任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主任；国立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等教授。董时进对国民党政府取缔民盟很有看法，他认为这是一个政府的下策，是害多于利的。他说；"因为一般人民对于政府大多恨它腐败贪污，而认为尚可取的，则是比较上还能给人民一点自由，政策不同的政治团体也还可以存在。人民对于共产党最害怕的是它的专制，太不给人民自由，党派根本不能存在。"他认为，自己腐败但还给人民一点自由的政府，比那种又腐败还不给人民自由的政府总是要好一些。这个简单的常识，中国多数知识分子要在经历了半个世纪以后的悲惨命运中才想清楚。
21. 董时进有一件让后人肃然起敬的事是：一九五零年，他上书毛泽东，反对土地改革。他的根据是：旧中国农村土地是'自由买卖'的，租佃关系是一种'自由契约'，所以它不是封建性质的土地制度，因此就不应该进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把土地分散了，经营不利"。"地主是勤劳的，而农民则是懒惰的""地主土地私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九四九年以后，在老一代知识分子当中，人们比较熟悉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是梁漱溟和马寅初，但与他们比较起来，真正能在大问题上看出轻重的还是董时进。
22. 张东荪曾做过私立光华大学的文学院院长，在专业领域，他是被否定的人物，对一般人来说，这个人就更陌生了，但张在1949年以前，却是非常有名的人物。新时代里，他已是被遗忘的人物，青年人早已不知他是何许人也。张的被重新发现，首先是许多学界人注意到他思想的价值，还有就是他后半生的坎坷命运。1973年，张东荪离开了这个世界。此前，由于受其连累，他的次子中科院学部委员、著名物理学家张宗隧，三子社会学家张宗炎，已先后自杀。1949年后张没有写什么东西，作为哲学家的张东荪在1949年就死了，那时他也不过63岁。
23. 吴恩裕这一代自由知识分子是抗战以后才学成归来的，40年代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像他的同辈朋友储安平、费孝通等人一样，他们在40岁以后，已经没有做学问的条件了，想来真是痛心。吴恩裕还做了红学研究，更多的学者则是什么都不能干了。
24. 1949年，顾颉刚57岁。他没有走，留在上海复旦大学做教授。作为学者，顾颉刚的学术道路与政治的关系并不大，但顾颉刚本人是受胡适、傅斯年、钱玄同等人的影响成长起来的，在精神上深信特立独行的原则。整个50年代，顾颉刚基本没有什么好心情。他在日记中说："到京8年，历史所如此不能相容，而现在制度下又无法转职，苦闷已极。"到了"文革"，顾颉刚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历史所劳动，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才得以解脱，和他同时代的学者比较起来，顾颉刚的后半生基本还在做学术工作，终是幸事。
25. 我常常想，沈从文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作为小说家的沈从文其实早已死去，不死的是他的小说。常风先生和我提到沈从文常是叹息，对于他不写小说，常先生口中总是一句话：太可惜，太可惜。现在想来，常先生的叹息声中，是对一个天才命运的无奈，更是对一个时代没有让一个天才作家继续写下去的感慨。
26. 中国的知识分子，就钱钟书那一代人来说，确实是值得深入研究，他们当中有陈寅恪这样的，以不合作为最高原则，有顾准这样敢于反叛的，有储安平这样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更多像钱钟书这样看透了而"闭门不管天下事"的，正是这些丰富的知识分子选择，构成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悲欣交替、起落交织的全部人生。
27. 钱钟书对政治的看法非常独特，这种独特是在回避政治中得到体现的，在他看来，政治那东西，一旦沾上，就没有一天安生。然而，尽管钱钟书这种对政治的态度，使他在1957年没有落入"右派"的行列中，但1966年的到来，也使这位从不问政治的纯粹学者不得不放下自己的研究去种菜了。钱钟书在当代为人广泛尊敬，除了他在专业上的巨大成就外，钱钟书是一个真正超然物外的学人，凡是了解历史的人，都很难在任何一个历史的波动中找出钱钟书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这种人格的力量是非常令人尊敬的。
28. 作为一个有创造性的剧作家，曹禺在40岁前就已完成了他一生的工作，他是1910年生，之后，他的创造性就没有能再发挥出来。就个性而言，曹禺是属那种谨小慎微的人，他本人是艺术家，可他40岁以后赶上了一个不容艺术家气质的环境。对于曹禺40岁以后的创作，他的朋友吴祖光有过尖锐的批评，意谓他是太听话了。而黄永玉的批评更是痛心疾首："你是我的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解放以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晚辈剧作家沙叶新也曾直言批评过曹禺的没有主见。
29. 冯友兰一生可说的事非常多，他的经历在他那代知识分子中可以说是最丰富的。他一生的特点，有人评论说是太接近于权贵。成亦在此，败亦在此，他过于在意自己在一个时代里的地位，他有时候是不看时代发生了什么变化，而硬要让自己处在中心，如果他能有自觉退于边缘的意识，他给人们的印象就不是现在这样。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冯友兰没有树立起自己的独立性，他一生多变，这个变可以理解为他不断追求新东西，但对任何成年人来说，多变一是出于自保，一是出于不甘退居边缘。
冯友兰对领袖的感情可以理解，但领袖对冯友兰其实并不是真心敬重，要是真心敬重，文革中冯友兰也就不会吃那么多苦了，旧时的领袖倒是真心敬重他，但他却不念旧好，单就个人之间的友情而言，冯友兰的那些作法也有点过头，甚至是自做多情了。
30. 冯友兰先生早年是独立的，这种独立曾一度消失，但最终冯友兰又独立了，尽管这已到了他生命的终点，一个人到了这步天地才"海阔天空我自飞"，让人觉得多么沉重。冯先生"文革"中的失误，有其性格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时代的关系。冯先生作为一个读书人，在那样的环境下，做一些违心的事，常常不得已而为之。冯先生死后，港台一些学者已放弃了对他"文革"中表现的苛评，倾向于认为冯先生的一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季羡林挽冯先生说是大节不亏，晚节善终，当是知人之论。
31. 金岳霖这一代知识分子，本来言论应该是最具独立性的，但在历史巨变中，我们没有看见这种独立性。金岳霖晚年，对自己的选择有很沉痛的反思，但他的话说得很含蓄。1957年，金岳霖平安无事，不知这是否和他与毛主席吃过4次饭有关，但与金岳霖主动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而尽可能迎合时代有关。关于金岳霖早年的生活，我们现在知道的不多，知道的也多是关于他个人生活的一些趣闻，如他和林徽因一家的关系之类。我读过一些国内出版的关于金岳霖的书，感到金岳霖这样的知识分子是读书人的楷模，身上有许多优秀的品质，学问好，人又高雅，有中国人的机智（如他有作联语的嗜好），又有西方人的幽默。从他晚年的谈话中，能感到他在做出违心之论时，是有过考虑的，不过他"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就个性而言，金岳霖大概属于比较软弱的人。
32. 在四十年代，晚胡适他们那一代的青年学人中，最为老辈学者陈寅恪、赵元任、傅斯年看好的两个学者，一个是出身燕京的周一良，另一个就是出身清华的杨联陞。杨联陞、何柄棣、徐高阮他们，先后去了美国和台湾，大体上是过着学者的生活。杨联陞是幸运的，他要是回到北平，命运最好，也不过就是后来的周一良，周一良是回来了，但半个世纪过去了，想到当年同在哈佛读书的周、杨二人不同的人生命运，我们该做何感想呢？
33. 周一良对自己中年的否定，不仅是对自己人生的反省，更是对一个时代的评价，他晚年多次对陈寅恪的怀念，正寄托着他心中的理想，知识分子如果失去了独立性，悲剧早晚会降临，在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当中，周一良的经历是最典型的，由盛而衰，本来是学者却成了政治的牺牲品。
34. 50年代初，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中也提到周一良，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之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从陈寅恪的语气中，能感到他对周一良等自己学生的期望，遗憾的是他的学生在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上没有自己的老师执著。
35. 周一良先生的学术兴趣本来在魏晋南北朝这一段，但后来周先生几乎没有能按自己的兴趣去做研究，周先生在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还算是灾难少的（"文革"前），但恰恰是在他这种还算顺利的学者身上，让我们感到一个时代是如何将一个学养极好的学者变得平庸起来的。不平庸，不听话，就难以生存，想到这些我们也就不能再苛求一个学者了。周先生在"文革"后期和冯友兰、魏建功、林庚3位老教授成了"梁效"写作组的顾问。
36. 杨荣国这样的学者，今日已成为学者的一个教训。因为他以学术为政治服务来治学术，已完全背离了学术精神。但像他这样的学者在新环境里，却处处如鱼得水，在杨树达、陈寅恪、顾颉刚这些学者不适应的时候，杨荣国这样的学者正是喜气洋洋的时候。他当时是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
37. 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是由一些根本就不懂经济的人来设计的，不仅最初具体掌握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高层官员如陈云、薄一波、李富春等人不了解现代经济，就是当时中共的经济学家如沈志远、许涤新、孙冶方、于光远、薛暮桥等人，对于现代西方经济的了解，也根本无法和那一批留学欧美的社会学家相比。
38. 从科学家的角度讲，我也以为邓稼先、朱光亚他们是不幸的，他们俩和杨振宁、李政道都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杨、李在美国研究科学，邓、朱在中国研究军火，我们不能说他们的工作没有价值，但对一个科学家来说，我总以为他们有点遗憾。
39. 王实味到了延安，但延安最终不要他了，因为他有自己的思想，延安不需要这个，有一种思想就够了。不要个性，不要独立思考，只要服从即可。所以那些到了延安而还想用自己头脑思考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都不适应了。王实味是最典型的，还有高长虹，还有萧军。他们都是些不受延安欢迎的人。
40. 冯友兰、金岳霖、贺麟都是留美的博士，作为同时代3位著名的哲学家，在变动的时代里，他们的理想和选择常出现后人难以理解的背反现象。这几位哲学家的学问人们是公认的，但他们的经历却又是曲折的。我想从他们的经历中感受一个时代是以怎样的方式和力量，使这一批留美的博士放弃了自己早已形成的价值观念，他们的转变有多少是出自真诚，又有多少是出自无奈！在西南联大校史上，这3位哲学教授不仅留了下来，而且很快和新时代同步，倒是当年几位治历史的教授如陈寅恪、钱穆、傅斯年、毛子水、姚从吾等人，保持了清醒的选择，哲学家和史学家对立的选择，给我们留下许多启示。
41. 陈寅恪、胡适和陈垣私谊很好。1949年，胡适和陈寅恪同机离开北平。由于二陈一胡为当时中国史学界的重要人物，他们都在南京政府抢运计划的名单上。这3个史学大师，从这一年开始分手，各自走了3条不同的道路。胡适先飞美后赴台，陈寅恪客居广州，辞不赴京。只有陈垣能顺应潮流，继续做辅仁大学的校长，一直做到院系调整以后的北师大。陈垣从此转变了，以后他每做文章，几乎都要否定自己的过去，1959年1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史学界对二陈的评价是：陈寅恪重志节而陈垣识时务，因此二人的命运也就截然不同。
42. 陈寅恪先生1949年后的辞不赴京及"著书唯剩颂红妆"等行为，绝不是一时迂执，而是在固定价值观念支配下的清醒选择。
43. 钱锺书先生很厌恶政治，但并不是不关心政治，是眼见的政治太让他寒心了。他不是一个有意要做隐士的人，而是现实让他太失望，到最后他连说一说的兴趣都没有了。沈从文先生在临终前，家人问他还有什么要说，他的回答是："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沈先生是一个弱者，但他临终的这句话却是强音。
44. 像钱锺书先生一样，王力先生后来也是一个不再多说话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沉默，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对一个可耻时代的控诉，但那样的屈辱，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打击是毁灭性的，长时期的这样生活，有时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
45. 在同时代的朋友中，费孝通是极少数幸存下来的人之一，作为一种象征，他能让今天年轻一代感受到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和坎坷人生。费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有很好的中西文化背景，自然也有很强的自由民主观念。但岁月无情，历史难测，1957年不仅埋葬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肉体，而且将崇高的信念也埋藏进幸存者的内心世界了。费孝通先生晚年已不愿多谈这些，但从他的散文，或者专业论文中，我们又时时能感受这种信念的强烈。
46. 费孝通年轻时形成的对政治的热情，一直持续到今日。对于费孝通来说，1957年是他人生中的一次根本转折。在1949年以前，作为社会学家的他，在李公朴被暗杀后，面对白色恐怖，他敢于在报上公开发表声明，认为："李公朴的血是标志着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运动的转折点。""是最后胜利的前兆"。在1957年，费孝通敢于写出像《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样被称为向党进攻的第一炮文章，真给人以不减当年勇的感觉，然而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1980年复出之后，虽然我们仍能在他那些远离政治的文章中感到一颗知识分子跳动的心灵，但我们却很难再读到他早年《观察》文章和《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样令人振奋的论文了。作为一个徘徊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晚年费孝通给我们的启发是很深的，从理论上讲，当他更有资格、更有机会放言国是的时候，作为知识分子，费孝通的影响却不如他年轻的时候，他曾说过："四十年代后期是写作上第一个丰收期，对当时中国的知识界有一定影响"。在中国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费孝通成为新时代学者从政的一个典型，我不知道这是他的幸运亦或不幸。
47. 贾植芳先生曾说过大约是这样意思的一段话，从创造社、太阳社到左联直到四九年以后，可以说从来都是窝里斗，斗到最后就是五五年的胡风集团，就是五七年的丁玲、陈企霞和冯雪峰成为右派，就是文革时期周扬那样的结局。新月社成员也不是没有矛盾，他们也为一些问题争吵过，但新月作家就没有个人恩怨，他们一生都是朋友。
48. 对延安知识分子，要稍加定义：主要指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从事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不在此例。延安知识分子的主要来源是当年的左倾教授和左倾青年，在教授中以陈伯达、艾思奇、范文澜为代表，在青年中以胡乔木、于光远、胡绳为代表。当年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很多，但并不是所有到了延安的知识分子就是"延安知识分子"，而主要是指那些在思想和行为上都能与延安保持平衡的知识分子，如果说延安确有新文化，那么创造这些新文化并为这些新文化所化的知识分子，才可以视为是"延安知识分子"，有些没有到过延安的人，仍可以把他们看作是延安知识分子，而像王实味、肖军、高长虹虽然到了延安，但最终无法和延安文化达成平衡，所以也不应当看作是"延安知识分子"。
49. 1949年以后，主要活跃的作家不是以往那些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作家，而是从延安和更为广泛的解放区来的文化水平很低的作家。由于这个时代对于过去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不放心，但一时又没有更多新的知识分子来满足时代的需要，所以五十年代初期，是一个什么都可以速成的时期，作家也不例外。
50. 大体上可以说，左翼作家在婚姻的责任感上，一般来说是比较不负责的。在左翼知识分子和左翼革命者的婚姻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他们的婚姻对象常常在同伴中转移，而同伴之间并不感到难为情，因为他们有更高的理想。左翼作家间婚姻对象的变换，常常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情和他们对革命的热情，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他们很快能把失败的婚姻用更高的革命热情抚平，虽然彼此的婚姻对象发生了变化，但左翼革命者之间产生情敌的现象一般来说并不严重。
51. 萧军虽然是左翼作家，但他是真正的左翼，而不是那种见风就转向的左翼作家。他在延安的时候，就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为此受到过主流政治领袖的批评，最后出走延安，他和那里达不成平衡。在当年左翼作家中，与鲁迅关系好而还有独立思想的人，一个是胡风，还有一个就是萧军，他们才可以看成是鲁迅的传人，可惜到了后来他们的命运都不好。
52. 丁玲不会想到她早年对萧军的批判，过不了几年就落到了自己的头上，因为她没有能力对延安的意识形态进行反思，大家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生活，自以为找到了真理，其实是不但失去了良知而且失去了独立的人格，最后与早年被自己所批判的对象同归于尽，甚至结局常常更惨，这不是因果报应的循环，而是一种意识形态所内含的必然逻辑。
53. 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早已是世人公认的。四九年以前，中国已经出现了像鲁迅、郁达夫、施蜇存、沈从文、巴金、张爱玲、老舍、茅盾、丁玲、钱钟书、无名氏、路翎等许多优秀的小说家，还有更多优秀的诗人。但这些人的成就，都是四九年以前完成的，他们在四九以后要么不能再从事文学写作，像沈从文，要么虽然还能从事文学写作，但已完全没有了自由写作的心态和自由写作的精神，最典型的就是老舍。他在四九年以后的很长时间里，虽然和新时代达成了平衡，但他最终的命运却是投湖自尽。
54. 早年左翼文人留下来的文学作品，现在评价，不如新月文人的文学作品更有生命力，因为新月文人的写作精神是自由的，而左翼文人的写作却受制于一定的意识形态。在这方面，丁玲是一个典型。她到了延安以后，经过一点曲折，最终为延安文化所化，而成了一个在新时代为延安文化所驯服的作家。她不但自已失去了自由写作精神，而且还要用那种精神来领导文学，她在五十年代主办中央文学讲习所，以延安文化为基本思想，试图为新时代造就一代新作家，五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就是这些人的天下。
55. 在中国现当代文化史上，有几个人的经历和命运特别耐人寻味，他们是周扬、冯雪峰、胡风、丁玲。他们四人有过合作，但更多的是分歧，最终还是带着恩怨离开了世界。他们的命运又和两个伟人有关，一是政治领袖毛泽东，一是文化旗手鲁迅。
56. 在关于冯雪峰的研究中，有一个问题在困惑着人们，因为以冯的资历和与毛的关系，他不应该有那样的结局，但他一生的坎坷给人们留下的却是另外一种感觉，研究冯的思想历程，我首先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为什么不喜欢冯雪峰？冯后来成为中共与鲁迅之间联系的主要人物，与他和毛个人的关系有关。1949年后，对冯的安排是中国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以冯的资历，这种安排似乎不能说是很高。1954年，冯就开始受到批判，显然，毛对冯是有看法的。对冯的不满，最初是由李希凡、蓝翎评《红楼梦》的文章引起的，理由是"两个小人物"给《文艺报》投稿受到冷遇。
57. 中国文学五十年的道路，最大的破坏来自于对作家自由写作精神的压制和打击，这是一个坏时代，坏时代不说能说绝对产生不了好作品，比如前苏联就有索尔仁尼琴那样的作家，还有东欧也出现过许多类似的作家，但在这五十年中，中国没有那样的作家。中国作家在自由写作精神的养成和自觉上，不如前苏联和东欧的作家，这不是作家的错，而是制度的错。就文学成就而言，在这五十年当中，人们没有什么特别留恋的文学作品，人们还是怀念过去，怀念三四十年代。"最是文人不自由"，这是陈寅恪一九三零年写的一句诗，用它概括这五十年来作家的处境，我以为是最恰当的。
58. 我们的文学为什么进步不了，因为作家们在他们写作的时候，没有自由的心灵，不是他们不知道该写什么，而是他们太知道他们该写什么了。
59. 胡风事件发生时，在权力中心几乎没有人同情胡风。因为当时负责胡风事件的具体部门中的领导都是胡风的对立面，在中宣部的周扬、林默涵、胡绳和在中国作协的领导人邵荃麟、刘白羽、何其芳等人，基本上都是早年批判过胡风文艺思想的人。
60. 中国知识分子一旦进入权力中心以后，极少有人表现出对弱者的同情，他们基本上承担的是助纣为虐的工作，在具体执行中，宁左勿右是他们的工作特点。因为这种东西已成为一种文化，深刻地沉淀在从政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心中，所以他们处在权力中心的时候，都对别人的痛苦麻木不仁。但他们没有想到，自己一旦被权力抛弃，面临的是比他们当年所面对的弱者更为悲惨的结局。中宣部在文革中的遭遇，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罗瑞卿、陆定一（特别是他妻子严慰冰的遭遇）、周扬、乔冠华、章汉夫、邵荃麟等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延安文化里没有对政治斗争中弱者的同情，因而使所有参预斗争的人，没有最后的胜利者，因为他们的命运都不掌握在自己手里。
61. 同是左翼知识分子，周扬与胡风、冯雪峰之间始终关系紧张，而鲁迅却对胡风和冯雪峰最有好感。同是延安知识分子，周扬和丁玲的关系几成水火。他和胡乔木的最后关系，都可以解读出丰富的历史内容。
62. 历史著作的叙事风格，1949年以后有一个大的变化，大体可以称之为"联共布党史的"风格，它的实质就是自说自话，对于历史事实缺乏起码的尊重，一切服从意识形态的要求。
63. 从1949年后，我们评价往日历史有一个荒唐的逻辑，那就是不顾及当时的历史事实和知识分子对国家对民族的赤诚之心，而一味地以党派的立场，以是否同一个将要夺取政权的政党所持的理论一致为基本的判断尺度，只要有利于夺取政权的，即给予高度评价，反之即斥之为反动、倒退、不现实等等。这种对历史的态度长时期以来混淆了许多理论问题，也导致了年轻一代对历史的无知和轻信，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者有深入阅读原始材料的耐心和勇气，许多被误解了的历史不知还要被遗忘多少时日。
64. 以傅斯年和胡适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史学中的"史料学派"，本来已为中国现代史学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但因为后来中国史学的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统天下，不但使已有良好训练的学者不能在学术上再做出更大的学术成就，而且使新一代学者的学术训练走上了歧途。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第一代的五老（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吕振羽），由于早年的训练还是受史料学派的影响，所以他们早年的研究还可以说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稍后的吴晗、尹达、吴泽等学者，早年也有很好的学术训练，但他们后期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受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以后，他们的学术研究是退步了；到了他们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华岗、胡华、胡绳、何干之、刘大年、张如心等学者，他们的学术研究工作，现在看来很少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65. 对于傅斯年和史料学派的批判，使四九年以后成长的史学研究者当中很难出现像他们前辈那样的史学家，因为训练不足或者说曾经误入歧途，他们已经回不到傅斯年的路上去了。破坏比建设要容易得多，四九年以年，中国并不是没有史学方面的青年才俊，但因为意识形态的制约，那些颇具文史才华的青年才俊，都在学术上走过弯路。像李泽厚、李希凡、蓝翎、冯天瑜、朱永嘉、戴逸等先生，甚至姚文元、余秋雨，他们本来是有可能成为像他们前辈那样的学者的。中国现代史学的道路是曲折的，绕了五十载，还得回到傅斯年，这是很让人感慨的。
66. 胡适这个人的价值，我们今天已经看得比过去清楚了，进入下一个世纪，我们就更需要读懂胡适了。为什么呢？因为胡适是一个有世界眼光的人，他差不多在七八十年前就看出了世界的趋势，这是很不容易的。胡适是一个没有排斥性的人，他一生中有那么多朋友，不是偶然的。他有一个看法，就是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而做人却要在有疑处不疑，这是何等境界！他是一个胸怀非常坦荡的人，知人论事，常能出以公心，一生说话，多为持平之论。
67. 胡适是中国新文化最重要的代表，文章简洁明快，是用平常话讲大道理的人。他的思想有开放性，他的方法有科学性。他的文章又最平易近人，是那种可以学，也能学的文章。过去语文教材里不选胡适的文章，最大的损失还不是在文章的做法和文风的变化上，而是我们失去了像胡适那样想问题、看问题、做学问的方法。
68. 1952年11月，胡适到台湾讲学，当面对蒋介石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胡适还写信劝蒋介石不要连任总统，这些事，都是需要勇气的。胡适敢劝蒋介石不要连任总统，我还没听说过有人劝毛泽东不要连任党主席的。
69.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我们可以说，凡是早年听了胡适的话或者诚心要像胡适那样研究学术的人，多数都在学术上做出了较大的成就。而早年没有听胡的话的那些有才华的学者，像吴晗、王瑶、赵俪生等人，到了晚年结帐，他们对学术的贡献大体上赶不上那些走了胡适的路的那些学者，比如杨联陞、何柄棣和殷海光。
70. 我们评价历史人物不能完全以道德为尺度，但也不能不注意一个人的道德。就鲁迅和胡适两个人来说，我要先问一下，假如他们还是两个生活在我们中间的人的话，我们更愿意和哪一个人成为朋友？哪一个人更容易成为我们的朋友？你更愿意和哪一个人共事？我想多数人是会选择胡适的。我们可以说，道不同不相与谋。但就以在同道当中作一个测量的话，我们还是得承认，胡适的朋友要多过鲁迅。这只是一个事实的评价，而不是一个价值的判断，一个人的思想和他的朋友多少并没有直接关系，但一个人一生总和他的朋友发生冲突，我们也不能就因为一个人的思想了不起，而在道德上也认同了他那样的做人方式。
71. 红卫兵文章的文风，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毛泽东，一个就是鲁迅，这是一个事实判断。
72. 为什么鲁迅后来被恶势力、专制的力量利用呢？为什么他们不利用胡适呢？国民党时期当局是排斥鲁迅的，胡适有时则在官方的一边；到了另一个时代，则借鲁迅作了这么多的文章，把这么多的东西强加给鲁迅，利用鲁迅愚弄了这么多人这么长时间，四九年后，鲁迅差不多是他同时代作家中唯一个没有被禁止的作家，在毛泽东的著作中，鲁迅是被提到和正面引述最多的一位现代作家。我感觉是鲁迅的思想里面有一些容易被某一政治力量曲解的成分，或者鲁迅的语言指向不是太明确，容易被别人利用。如果是进步力量的话，为什么不利用胡适呢？胡适是容易和官方妥协的人呀。在不容任何异端的时代里却完全容纳了鲁迅，这是非常需要深人研究的。
1949年后中国大陆科学家景况一览
——兼论1949年后中国大陆为什么没有科学大师
中国科学院于1949年11月成立，中科院学部于1955年成立，学部委员233人， 1993年改称院士。本文一律称院士。从1958年至1979年，二十一年间，中科院没有增加一名院士。为什么？折腾阶级斗争了。1949年前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81人，留在大陆和从海外回归59人，59位院士续选为中科院院士者46人。有中研院院士翁文灏，1951年从法国回大陆，系以战犯身份而非科学家受到中共事先承诺的宽待。故中研院院士留在大陆和从海外归来者是59人，非现行资料中所说的包括翁在内的60人。
中科院院士233人，连同未进入中科院院士行列的原中研院院士14人，共计247人是中国大陆科技、人文精英中的顶尖者。这247人在1949年后无一不遭阶级斗争整肃，有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摧残至死者。所有大陆记录介绍他们的官方正式文字，以及1999年上海出版的《辞海》，他们在各次政治运动中二、三十年的经历多是空白或是一句带过或是语焉不详。中研院院士的资历，在《辞海》中基本不提，这在最讲究连续性的科学领域是不可思议的事。这种着意的抹杀历史割断历史蔑视人本、欺瞒世人的做法与科学精神完全彻底背离。
1949年后中国大陆没有产生科学大师，这与1949年前中国没有产生科学大师是两码事。
1949前的中国刚从清帝制的旧陶范中走出来，军阀混战，兵连祸结，没有一个安定的建设环境。1949年后的大陆，中国共产党主政，和平的大环境已铸，却以阶级斗争为纲治国折腾半世纪余，科学家被划为敌对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成为需要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人和工农兵大众予以改造，以至整肃、批判、打倒的对象。大小三十余个政治运动每个历时数月至数年、十年，科学家都遭整肃或曰锻练。1952年开始的思想改造运动则如影随形终身相伴着每个科学家。1957年反右运动,1966年开始的文革运动，科学家无一幸免遭到批判斗辱、下放劳动改造以至杀害。一言蔽之，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人文环境科研环境，较前半世纪的战火为祸更烈更深，科学家不仅不能静心研究科学，更遭全面的整肃，又如何能产生科学大师？！
1957年后全世界华人获诺贝尔科学奖者8人，以时序为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朱棣文、崔琦、李远哲、钱永健、高锟，皆为美籍、英籍人，居美国、台湾、香港，没有一位是大陆的。中华儿女在海外、港台的总数约六千万，不及大陆十三亿人的二十分之一。
科学家益世惠民，功在民族，功在国家，功在百姓，功在人类，功在千秋。有刘东生者，作《杨钟健教授与美国科学家学术交流简史》序言曰："他们继承了东方文化，引进了西方科学。他们开拓了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中西科学交流的时代。他们的业绩和品德不仅充实了中国近代历史而且对今天许多知识份子的发展方向和精神世界都产生了影响。他们还可能将会影响到后代人。……我们需要把这些科学家们遗留的历史保存下来。"（转引自孟津：《历史的聘书》，
爱因斯坦给居里夫人的悼词中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的意义，其人格的力量常常远胜于单纯的才智。"刘东生和爱因斯坦的话是1949年后中国科学家正面价值的定位。本文同时努力诠释这一价值定位。
本文选择在大陆的中研院院士、中科院院士和其他自然科学家71人，简述他们的遭际，以记录保存历史事实，以说明1949年后大陆科学家的境况，见证为什么没有产生科学大师。这71人中遭整肃摧残致死者26人，多为科学建树丰硕而人品道德高尚者。分述如次。
71人中中研院、中科院双院士遭整肃折磨自杀伤病至死者10人：
谢家荣、周仁、许宝騄、叶企孙、饶毓泰、张景钺、邓叔群、梁思成、曾昭抡、王家楫。
谢家荣（1898.9.7—1966.8.13），生于上海。地质矿床学家，中国矿床学奠基人，中国地质学启蒙者之一。最早提出陆相生油理论，为在大陆寻找油田奠定了理论基础。发现矿床最多的全方位地质学家。第一个注意到在华北和东北平原可能存在石油的科学家，其石油地质理论和预测，直接导致了中国第一个油田——玉门油田和中国第一大油田——大庆油田的发现。谢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遭整肃为右派。其长子谢学锦同在地质部遭整肃为右派，父子科学家轮番批斗、入炼狱廿余年。文革中，谢不堪抄家挂牌游街折磨摧残凌辱，吞服安眠药死。彼时自杀是向党示威，要罪加一等；谢子谎称心脏病突发身亡。谢父死后一个月，谢母也服安眠药走了。谢妻吴镜侬毕业于北平女师大，文革中亦遭批斗，要她交出金银财宝和首饰。"解放以后，她拚命地要进步。参加居委会。居委会有一阵子提倡奉献，她就把她的首饰全都捐掉了。我记得她有一颗非常大的翡翠戒指，也捐了。到了'文化大革命'，就说她还私藏着珍宝，要搜查。因为她捐过，人家就认为不可能全捐，捐的也许只是一点点，剩下的可能还藏在家里，就要抄家。你看，她拚命地要进步，结果倒霉不倒霉？"（据《红岩儿女》第三部：欢乐和悲伤交织的生平——勘查地球的战略家谢学锦院士的自述。香港中国文化出版社，
2009年版）。
周仁（1892.8.5—1973.12.3），祖籍南京，生于江苏江宁。冶金学家，陶瓷学家，中国特殊钢和合金铸铁最早研究和生产者之一。周娶妻聂其壁，婚礼上宋美龄是伴娘，岳母是曾国藩么女。文革中，周遭批判斗辱，因妻族故，抄家抄了整整一星期，运走了几大卡车。时年75岁的周仁被反覆斗辱摧折至一眼瞎一腿断，卧床奄奄待毙，仍遭隔离审查，关进四壁无窗的房间。1973年惨死。（据大陆《文史博览》）
许宝騄（1910.9.1—1970.12.18），祖籍杭州，生于京。数学家，概率论、数理统计学科开创者。北大教授。许出身名门，长期多病，1.76米高，体重不到40公斤。1966年开始拖着病躯，一步三歇应命前往指定地点接受批斗，如是三年。捱至1970年底终于不支死了。其兄许宝骙着文曰："文化大革命中，宝騄身蒙灾难，兢兢自克。亲属往访，辄闭门不纳；偶或遥遥一望，便挥手令去，不交一言，其精神痛苦可想见矣！宝騄偶染肺炎，不数日，竟在家属毫无所闻情况下溘然长逝。……数页写着未竞的残稿散落在地，见之凄然掩涕，怆然神伤而已！"许氏表兄、姐夫俞平伯回忆曰： "七舅，你学的是算术。"许很生气地说，"不是算术，而是数学！"
叶企孙（1898.7.16— 1977.1.3），上海人。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1999年中共表彰的32位"两弹一星元勋"有15位出其门下；李政道、杨振宁也是叶的学生，吴健雄是叶的再传弟子。1966年叶遭整肃为"帝国主义走狗"，1968年遭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正式逮捕下狱，罪名是"CC特务头子"。 1969年被折磨得神经失常放出狱。"当时不少人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了这种情景："叶企孙弓着背，穿着破棉鞋，踯躅街头"。"有时来到一家店铺小摊，或买或向摊主索要两个明显带有虫咬疤痕的小苹果，边走边津津有味地啃着，碰到教授模样或学生打扮的人，便伸出一只枯干的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据胡升华《叶企孙的贡献与悲剧》，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年第3期；岳南：《中研院那些人和事》，中华书局2010年版）。 1977年惨死于北京，死因至今未明，有传是病饿至死，有传是自杀而亡。1992年，海内外127位学者呼吁为叶铸立铜像。1995年叶铜像落成仪式在清华举行，被安置在一间冷清的房间。无论中共党文化如何迫害、如何着意抹灭，叶企孙在物理学和教育事业上的丰功伟绩永远镌刻在民族的历史上。
饶毓泰（1891.12.1—1968.10.16），江西临川人。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1949年拒绝赴台，留任北大理学院院长。1952年三反运动中遭整肃致晕倒，精神失常。1966年遭批斗游街。1968年清阶运动中不堪凌辱，在北大燕南园寓所自来水管子上自缢身亡。邓小平么女邓榕说："北京大学，这所中国最著名的学府，竟然变成了法西斯的集中营，变成了血腥暴徒们施虐的场所。在这里，不知有多少人被冤、被屈、被整、被迫害，不知有多少人在武斗、批斗、刑讯中致残、致死。一位教师不堪受侮辱被虐待，自觉生不如死，竟然1次不成2次，2次不成3次，3次不成4次，跳楼、服药、割腕、卧轨、触电什么方法都用过了，反覆自杀。原北大校党委书记、校长陆平被用钢丝缠捆着两只手的大拇指，吊在天花板上逼供刑讯。著名哲学家冯定也被逼得3次自杀。'文革'期间，在北大被迫害致死60余人，其中包括著名物理学家饶毓泰等诸多享有盛誉的一级教授。"（据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9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张景钺（1895.10.29—1975.4.24），祖籍江苏武进，生于湖北光化。植物形态学家，中国植物形态学和植物系统学的开拓者。张因长期患帕金森病，早就卧床不起，脑子清醒但说话不清，四肢活动极困难，文革中竟被用平板车从家中拉到生物楼与妻子一起批斗，声称揪出了北大生物学系反动学术权威和黑帮分子的祖师爷。张妻崔之兰教授，耿直不阿，非议江青种种丑恶，"这样的女人，不是一个好人"，遭人检举告发，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交群众监督改造"（据葛明德《张景钺传》，载北大生命科学网站http://www.bio.pku.edu.cn/news.php?id=1246）。崔被斗得死去活来，1971年亡故。张在妻垂危时，央人抬自己去与妻握手，生死别，天悲地怆！1975年，一代植物生物学宗师张景钺在北大燕东园寓所溘然长逝，终于被党文化革掉了老命。
邓叔群（1902.12.12—1970.5.1），福建闽侯人。微生物学家，中国真菌研究奠基人，森林病理学创始人之一。1966年邓氏是科学界最早遭批判斗辱的，因其胞弟邓拓是"三家村"反党集团主帅。邓叔群自然受株连，被扣上"三家村黑帮"、"三家村科学顾问"、"学阀"、"恶霸"、"流氓"、"反革命分子"等帽子，受尽摧残凌辱。邓的家庭和子女无一幸免，家破人亡。1970年邓终于被迫害致死。
梁思成（1901.4.20— 1972.1.9），祖籍广东新会，生于日本东京。建筑史学家、建筑师。父梁启超。梁力主保护北京古建筑，时中共北京书记彭真在天安门上对梁说："毛主席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梁遂遭批判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梁在清华全校"洗澡、脱裤子、割尾巴"大会上检讨三小时，声泪俱下，自我污辱。1955年又遭 "以梁思成为代表的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批判。1966年梁被抄家斗辱游街，抄家发现属于其妻弟林恒烈士获蒋介石所赠佩剑，成了要复辟要杀人的大罪状。1972年，梁在贫病中不堪折磨去世。
曾昭抡（1899.5.25—1967.12.8），湖南湘乡人，曾国藩曾侄孙。化学家，中国化学学科奠基人。1949年后任北大教授、教育部副部长、高教部副部长。1957年整风运动中，曾昭抡主持撰写了《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报告，与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陶大镛、吴景超诸教授在座谈会上说话谈看法。报告被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谈话是右派言论。六教授都被划为右派，曾昭抡居首，是为著名的"六教授"事件。文革中，曾在武汉大学屡遭斗辱抄家挂牌游街，1967年不堪折磨自杀身亡，68岁。
王家楫（1898.5.5—1976.12.19），江苏奉贤人。生物学家，中国原生动物学奠基人，中国轮虫学开创人。1966年遭批判斗辱抄家。1969年遭 "毛泽东军工宣队"怀疑为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系统骨干，遭刑求，被打昏厥过去，军代表怕承担责任，才把他放出牢房，监外候审。王夫人李素君精心护理丈夫至能下床走动。王崇敬恩师秉志："在他身上，每句话和每个动作都代表了一种尊严"。戴着"特嫌"帽子的王在1970年代初，依然尊严地活着、工作着、科学研究着，捱至1976年终于伤病重不起离世。
71人中中研院院士遭整肃折磨自杀伤病至死者5人：胡先骦、吴定良、周鲠生、李宗恩、翁文灏。
胡先骕（1894.5.24—1968.7.16），江西新建人。植物学家，中国植物学分类奠基人，中国近代植物学、生物学先驱之一。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胡不愿骂"蒋匪"，万言检讨三次不过关。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说：胡先骕是可不带上右派帽子的右派份子。文革中，胡因留美经历，是"里通外国"；因发表过其文的《Taxon》杂志也发过台湾学者文章，有"制造两国中国"之嫌；更根本说不清他曾受命创办"中正大学"的弥天大罪。批斗无日无之，人身摧残精神侮辱无以复加，挂牌、戴高帽、下跪、反剪、喷气式、扇耳光、拳打脚踢、吐唾沫是日常功课。胡一家从原住300平米房子被扫地出门，龟缩在10平米斗室；平生藏书文物科研资料悉数遭劫，片纸无存。1968年，胡不堪斗辱，悲愤交集，心脏病突发遽逝于北京。
吴定良（1893.1— 1969.3.24），江苏金坛人。人类学家，中国人类学主要奠基人。文革中在病榻上受批判斗辱和多次抄家。1969年清查"516"分子运动中，再受株连，寓所再次遭劫，眼睁睁地看着凝结自己一生心血装订成册的论文集以及计算机、直脚规、弯脚规等科研工具都被抄走时，年近耄耋瘫痪病榻的吴氏号啕大哭，当晚病情转剧，翌日晨终于被逼死了。
周鲠生（1893.6—1971.4.20.），湖南长沙人。国际法学家。1949年选择留在大陆，任外交部顾问、外交学会副会长。1955年中科院选拔院士，法学专家、中研院院士周鲠生与钱端升双双落选。新政权否定一切法学思想、法学理论和法律条文，没有打算以法来规定和约束各种人群的权利和义务。文革中周遭批斗游街抄家关押，不堪摧残折磨，1971年在北京死亡。
李宗恩（1894.9.10 —1962），江苏武进人。热带病学医学家。1949年后留在大陆，续任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1957年被指为右派头子"章伯钧在医学界的'统帅'，和党争夺医学界的领导权"。1958年贬遣云南边陲，四年后死于昆明。有学人谢泳论李曰："像他们那样的人才，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是积了多年的精华才出现的，然而在一个非常的时代，就那样轻易把他们葬送了。"谢泳之责，其辞也婉；李氏之苦，其命也惨！
翁文灏（1890—1971.1.27），浙江鄞县人。地质学家，中国近代地质学四大奠基人之一。1951年从法国返回大陆后不愿骂蒋介石，颇遭猜忌教训，认罪自白书一改再改通不过。1966年遭批斗。其子翁心源1970年被连续批斗3天后死亡，次年翁文灏在惊恐中死于北京。翁在1949年前，道德文章有口皆碑，做了十几年高官，且多是油水极多的肥缺，最后弃官而去时还是两袖清风。翁以贰臣之身，死于大陆文革风暴，然其学人、科学家本色在地质学上仍旧闪耀着光辉，难以磨灭。贰臣中有他不多，无他不少，中国地质科学的历史则必有他的一席之地。
71人中中科院院士遭整肃折磨自杀至死者2人：汤飞凡、赵九章。
汤飞凡，（1897.7.23—1958.9.30）湖南醴陵人。医学微生物学家，中国免疫学奠基人。被称为世界上第一个分离出沙眼病毒的人，被视为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中国人。1958年"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横遭批斗凌辱。第一天还是"白旗"，第二天就升级为民族败类、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走狗、美国特务、国际间谍、冒充大科学家，把沙眼病毒送给外国人把分离方法告诉外国人的卖国贼。翌日晨，汤在寓所自尽身亡，以死逃脱继续受辱。在大陆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也成为运动的1978年，没有汤飞凡的份，因为党没有给他戴过什么帽子，既非右派，也不是什么坏分子，他是自己寻死，所以无反可平。1979年，医学界为汤平反的呼声太大，卫生部才不得不为汤举行追悼会。国际医学界没有忘记这位为人类的眼睛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1980年，中国眼科学会收到国际眼科防治组织（IOAT）短函：因为汤博士在关于沙眼病原研究和鉴定中的杰出贡献，国际眼科防治组织决定向他颁发沙眼金质奖章。希望能够得到汤博士的通信地址，以便向他发出正式邀请。可是，这世上早已没有了汤飞凡。为汤颁发金质奖章的仪式在1981年全法眼科学大会上举行。原定由汤的学生王克干代领奖，颁奖前夕，中共组织决定改由张晓楼领奖。张领来的奖章上刻着两个名字，第一名居然是张，汤居次。大陆媒体采访报导，张晓楼成为沙眼病毒的第一发现人。汤飞凡未亡人何琏拍案而起，在知情者和仗义者支持下，于1986年写信到国际眼科防治组织（IOAT），要求一个公正公道。IOAT回信：沙眼金质奖章是授予汤飞凡的，为了澄清起见，IOAT将复制一枚新的奖章。不久汤家收到新奖章，新奖章只刻着一个名字：汤飞凡。
赵九章（1907.1.15— 1968.10.26），浙江吴兴人。气象学家、地球物理学家，中国气象科学从定性描叙走向数值预报的先驱，把数学、物理引入中国气象学的第一人。中国地球物理和空间物理的开拓者，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组织者和奠基人之一。赵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外甥，与蒋纬国留德同学，因此，历次政治运动中无论做了多少次交待检查，也说不清。文革中遭游街，颈系铁丝拴的十几公斤重游斗牌，赵不肯低头弯腰，便被用烟头烫腿、腰、嘴，直到烟头烫灭了，他的腰还是没有弯下去。1968年在北京中关村寓所吞药自杀，61岁。留下的最后文字是"我的检查，我的交代，我的认罪！" 1999年，赵被追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赵不是中共党员，但他以每月交100元工会会费表明对党的忠心。近廿年如一月。赵大约是全中国交工会会费最多的人。据说，周恩来闻知赵死讯，"流下了热泪"。周当然没有斗辱赵、也不会要赵死，但他所遵奉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斗争学说，是非要吃掉自己最忠诚的儿子不可的。周下令追查死因，能查明么？周不过是真诚地演着必须演的戏罢了。刘少奇、贺龙、陶铸、干女儿孙维世……尚且不保，何况一个"臭老九"科学家赵九章！
71人中著名科学家遭整肃折磨自杀伤病致死者9人：钱宝琮、王季梁、查谦、熊庆来、陈建功、徐瑞云、叶雅各、施今墨、傅连璋。
钱宝琮（1892.5.29—1974.1.5），浙江嘉兴人。数学史家，与李俨同为中国数学史研究先驱。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1959年反右倾运动，钱皆被作为资产阶级白专思想，只专不红，目空一切的"白旗"典型，遭整肃"拔"掉。文革中挨批斗，被罚干重体力劳动。1969年78岁时被驱离北京，孤身一人凄然南下投奔儿子后病死。
王季梁（1888—1966），浙江黄岩人。化学家，中国现代化学开拓者之一，中国分析化学和中国化学史研究先驱。1949年后杭州大学一级教授。文革中遭批判抄家，家中所养猫和花被处死拔掉。被抄走钱财后来发还，缘"上头"发话"王季梁教授是保护对像"。发还后，即遭窃贼入室抢劫，杀王死。凶手供认：得知王教授被抄钱财发还而生意。
查谦（1896.11.22—1975.1.23），安徽当涂人。物理学家，教育家。历任东南、金陵、中央、武汉大学教授。1953年受命创建华中工学院，任院长。文革中遭批斗抄家游街示众。查平时讲话作报告习惯称 "女士先生"，都成为罪证和最易煽动群情激奋声讨的内容。批斗会上，学生被蛊惑，认台上弯腰挂牌的老人是万恶的阶级敌人，用石子投击查至击中前额流血以取得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为止。文革后期，近耄耋之年的查生活已不能自理，尚须经组织审查批准，获允搬到武大儿子处居住病死。
熊庆来（1883.10.20－1969.2.3），云南弥勒人。数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数学先驱，有"中国数学界的伯乐"之誉。严济慈、陈省身、华罗庚、赵九章、赵忠尧、钱伟长、钱三强、杨乐等人皆出其门下。1937年出任云南大学校长，将云南大学办成国内一流大学。1949年离国赴法，居法期间患中风，右手瘫痪，遂练习左手写字自如。1957年因总理周恩来亲笔信敦请，重返祖国，任职中科院数学所。文革中屡遭批斗抄家游街凌辱，捱至1969年初遭迫害至死。
陈建功（1893.9.8—1971.4.11），浙江绍兴人。数学家，中国函数论方面开拓者之一。陈与钱宝禄、苏步青齐名，同在复旦任教。1959年调任杭州大学副校长。1962年申请参加中共，获基层批准，却最终搁置，未能成为共产党员，原因至今未明。文革中屡遭批斗游街凌辱，1971年胃大出血惨死于杭州。
徐瑞云（1915.6.15—1969.1），女，祖籍浙江慈溪，生于上海。数学家，中国第一位数学女博士。1952年被从浙大调往浙师院任教。1966年遭整肃批斗抄家游街。1969年不堪凌辱折磨在杭州自杀身亡，54岁。
叶雅各（1894.4.30—1967.12.24），广东番禺人。林学家，中国近代林业开拓者之一。1962年，有感于大跃进毁林炼铁，饿殍遍野，撰文《森林对风调雨顺的关系》："民以食为天，而食之所赖是靠庄稼。在今天，年成之丰歉，绝大部份要靠风调雨顺。森林和气候有着密切关系，多造林有助于风调雨顺。"文革中成为罪状，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派遭斗辱，1967遭迫害致死。
施今墨（1881.3.28—1969.8.22），祖籍浙江萧山，生于贵州。中医学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溥仪、齐白石诸名人以及毛泽东、周恩来诸党国要人，都慕名延请过施氏诊治。1959年，施氏无偿献出十大验方，制作中成药，泽被百姓后世。文革中施被作为封建余孽、反动权威、牛鬼蛇神批斗抄家至"扫地出门"，勒令全家搬出私宅东绒线胡同路南的小院。施氏一生悬壶济世，积善行德，年届八十有六时竟无处安身安家，悲愤交加，病情加剧至1969年夏终于被折磨死了。施绝笔遗诗，遗嘱死后呈送周恩来夫妇。诗曰： "大恩不言报，大德不可忘。取信两君子，生死有余光。余恨生亦早，未能随井岗。路歧错努力，谁与诉衷肠。"施若生迟而"能随井岗"，则中国少一良医矣，万幸努力"今墨"而未"错"为"路歧"。施氏"衷肠"谁与诉？应是其祖神农氏、张仲景也。
傅连璋（1894.9—1968.3.29），福建汀江人。医学家。中共高干，中将。青年时受西方医学教育。1930年代参加红军，女儿女婿和两位学生，都被作为AB团分子枪毙了；傅本人命悬一线，在押往刑场之前几分钟意外获救。红军败逃长征路上，傅3次救过毛泽东的命，周恩来、朱德、刘伯承、陈赓、徐特立、王树声、邵式平、贺子珍等人都在危急时刻得到过傅氏的救治而驱死回生。中共建政后，傅任总后勤部卫生部长，国务院卫生部副部长。文革中傅仍逃不脱批判斗辱。1968年傅与妻子同时被捕，关押在秦城监狱，狱中被打断3根肋骨。74岁高龄的傅"拖着断了3根肋骨的身体倒在地板上，翻来覆去地在地上打滚，痛苦地呻吟着，一会儿又在屋子里四处乱爬，将身子钻进了床下。3月29日8点多钟打开牢房时，傅已死去多时。傅从入狱到死，只有半个月时间，死时手上还戴着手铐。"（据大陆"百度百科傅连璋"条目）。中共党争中泯灭人性是普遍现象，如此全体完全彻底泯灭人性，则仅见。中共党内军内高层人士从傅处受惠受益受救命之恩者很多很多，全都作壁上观。或以自顾不暇辩，正是这自顾不暇！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种可以自顾不暇至全体彻底泯灭人性的局面？
中国科学院于1949年11月成立，中科院学部于1955年成立，学部委员233人， 1993年改称院士。本文一律称院士。从1958年至1979年，二十一年间，中科院没有增加一名院士。为什么？折腾阶级斗争了。1949年前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81人，留在大陆和从海外回归59人，59位院士续选为中科院院士者46人。有中研院院士翁文灏，1951年从法国回大陆，系以战犯身份而非科学家受到中共事先承诺的宽待。故中研院院士留在大陆和从海外归来者是59人，非现行资料中所说的包括翁在内的60人。
中科院院士233人，连同未进入中科院院士行列的原中研院院士14人，共计247人是中国大陆科技、人文精英中的顶尖者。这247人在1949年后无一不遭阶级斗争整肃，有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摧残至死者。所有大陆记录介绍他们的官方正式文字，以及1999年上海出版的《辞海》，他们在各次政治运动中二、三十年的经历多是空白或是一句带过或是语焉不详。中研院院士的资历，在《辞海》中基本不提，这在最讲究连续性的科学领域是不可思议的事。这种着意的抹杀历史割断历史蔑视人本、欺瞒世人的做法与科学精神完全彻底背离。
1949年后中国大陆没有产生科学大师，这与1949年前中国没有产生科学大师是两码事。
1949前的中国刚从清帝制的旧陶范中走出来，军阀混战，兵连祸结，没有一个安定的建设环境。1949年后的大陆，中国共产党主政，和平的大环境已铸，却以阶级斗争为纲治国折腾半世纪余，科学家被划为敌对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成为需要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人和工农兵大众予以改造，以至整肃、批判、打倒的对象。大小三十余个政治运动每个历时数月至数年、十年，科学家都遭整肃或曰锻练。1952年开始的思想改造运动则如影随形终身相伴着每个科学家。1957年反右运动,1966年开始的文革运动，科学家无一幸免遭到批判斗辱、下放劳动改造以至杀害。一言蔽之，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人文环境科研环境，较前半世纪的战火为祸更烈更深，科学家不仅不能静心研究科学，更遭全面的整肃，又如何能产生科学大师？！
1957年后全世界华人获诺贝尔科学奖者8人，以时序为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朱棣文、崔琦、李远哲、钱永健、高锟，皆为美籍、英籍人，居美国、台湾、香港，没有一位是大陆的。中华儿女在海外、港台的总数约六千万，不及大陆十三亿人的二十分之一。
科学家益世惠民，功在民族，功在国家，功在百姓，功在人类，功在千秋。有刘东生者，作《杨钟健教授与美国科学家学术交流简史》序言曰："他们继承了东方文化，引进了西方科学。他们开拓了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中西科学交流的时代。他们的业绩和品德不仅充实了中国近代历史而且对今天许多知识份子的发展方向和精神世界都产生了影响。他们还可能将会影响到后代人。……我们需要把这些科学家们遗留的历史保存下来。"（转引自孟津：《历史的聘书》，
爱因斯坦给居里夫人的悼词中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的意义，其人格的力量常常远胜于单纯的才智。"刘东生和爱因斯坦的话是1949年后中国科学家正面价值的定位。本文同时努力诠释这一价值定位。
本文选择在大陆的中研院院士、中科院院士和其他自然科学家71人，简述他们的遭际，以记录保存历史事实，以说明1949年后大陆科学家的境况，见证为什么没有产生科学大师。这71人中遭整肃摧残致死者26人，多为科学建树丰硕而人品道德高尚者。分述如次。
71人中中研院、中科院双院士遭整肃折磨自杀伤病至死者10人：
谢家荣、周仁、许宝騄、叶企孙、饶毓泰、张景钺、邓叔群、梁思成、曾昭抡、王家楫。
谢家荣（1898.9.7—1966.8.13），生于上海。地质矿床学家，中国矿床学奠基人，中国地质学启蒙者之一。最早提出陆相生油理论，为在大陆寻找油田奠定了理论基础。发现矿床最多的全方位地质学家。第一个注意到在华北和东北平原可能存在石油的科学家，其石油地质理论和预测，直接导致了中国第一个油田——玉门油田和中国第一大油田——大庆油田的发现。谢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遭整肃为右派。其长子谢学锦同在地质部遭整肃为右派，父子科学家轮番批斗、入炼狱廿余年。文革中，谢不堪抄家挂牌游街折磨摧残凌辱，吞服安眠药死。彼时自杀是向党示威，要罪加一等；谢子谎称心脏病突发身亡。谢父死后一个月，谢母也服安眠药走了。谢妻吴镜侬毕业于北平女师大，文革中亦遭批斗，要她交出金银财宝和首饰。"解放以后，她拚命地要进步。参加居委会。居委会有一阵子提倡奉献，她就把她的首饰全都捐掉了。我记得她有一颗非常大的翡翠戒指，也捐了。到了'文化大革命'，就说她还私藏着珍宝，要搜查。因为她捐过，人家就认为不可能全捐，捐的也许只是一点点，剩下的可能还藏在家里，就要抄家。你看，她拚命地要进步，结果倒霉不倒霉？"（据《红岩儿女》第三部：欢乐和悲伤交织的生平——勘查地球的战略家谢学锦院士的自述。香港中国文化出版社，
2009年版）。
周仁（1892.8.5—1973.12.3），祖籍南京，生于江苏江宁。冶金学家，陶瓷学家，中国特殊钢和合金铸铁最早研究和生产者之一。周娶妻聂其壁，婚礼上宋美龄是伴娘，岳母是曾国藩么女。文革中，周遭批判斗辱，因妻族故，抄家抄了整整一星期，运走了几大卡车。时年75岁的周仁被反覆斗辱摧折至一眼瞎一腿断，卧床奄奄待毙，仍遭隔离审查，关进四壁无窗的房间。1973年惨死。（据大陆《文史博览》）
许宝騄（1910.9.1—1970.12.18），祖籍杭州，生于京。数学家，概率论、数理统计学科开创者。北大教授。许出身名门，长期多病，1.76米高，体重不到40公斤。1966年开始拖着病躯，一步三歇应命前往指定地点接受批斗，如是三年。捱至1970年底终于不支死了。其兄许宝骙着文曰："文化大革命中，宝騄身蒙灾难，兢兢自克。亲属往访，辄闭门不纳；偶或遥遥一望，便挥手令去，不交一言，其精神痛苦可想见矣！宝騄偶染肺炎，不数日，竟在家属毫无所闻情况下溘然长逝。……数页写着未竞的残稿散落在地，见之凄然掩涕，怆然神伤而已！"许氏表兄、姐夫俞平伯回忆曰： "七舅，你学的是算术。"许很生气地说，"不是算术，而是数学！"
叶企孙（1898.7.16— 1977.1.3），上海人。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1999年中共表彰的32位"两弹一星元勋"有15位出其门下；李政道、杨振宁也是叶的学生，吴健雄是叶的再传弟子。1966年叶遭整肃为"帝国主义走狗"，1968年遭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正式逮捕下狱，罪名是"CC特务头子"。 1969年被折磨得神经失常放出狱。"当时不少人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了这种情景："叶企孙弓着背，穿着破棉鞋，踯躅街头"。"有时来到一家店铺小摊，或买或向摊主索要两个明显带有虫咬疤痕的小苹果，边走边津津有味地啃着，碰到教授模样或学生打扮的人，便伸出一只枯干的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据胡升华《叶企孙的贡献与悲剧》，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年第3期；岳南：《中研院那些人和事》，中华书局2010年版）。 1977年惨死于北京，死因至今未明，有传是病饿至死，有传是自杀而亡。1992年，海内外127位学者呼吁为叶铸立铜像。1995年叶铜像落成仪式在清华举行，被安置在一间冷清的房间。无论中共党文化如何迫害、如何着意抹灭，叶企孙在物理学和教育事业上的丰功伟绩永远镌刻在民族的历史上。
饶毓泰（1891.12.1—1968.10.16），江西临川人。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1949年拒绝赴台，留任北大理学院院长。1952年三反运动中遭整肃致晕倒，精神失常。1966年遭批斗游街。1968年清阶运动中不堪凌辱，在北大燕南园寓所自来水管子上自缢身亡。邓小平么女邓榕说："北京大学，这所中国最著名的学府，竟然变成了法西斯的集中营，变成了血腥暴徒们施虐的场所。在这里，不知有多少人被冤、被屈、被整、被迫害，不知有多少人在武斗、批斗、刑讯中致残、致死。一位教师不堪受侮辱被虐待，自觉生不如死，竟然1次不成2次，2次不成3次，3次不成4次，跳楼、服药、割腕、卧轨、触电什么方法都用过了，反覆自杀。原北大校党委书记、校长陆平被用钢丝缠捆着两只手的大拇指，吊在天花板上逼供刑讯。著名哲学家冯定也被逼得3次自杀。'文革'期间，在北大被迫害致死60余人，其中包括著名物理学家饶毓泰等诸多享有盛誉的一级教授。"（据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9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张景钺（1895.10.29—1975.4.24），祖籍江苏武进，生于湖北光化。植物形态学家，中国植物形态学和植物系统学的开拓者。张因长期患帕金森病，早就卧床不起，脑子清醒但说话不清，四肢活动极困难，文革中竟被用平板车从家中拉到生物楼与妻子一起批斗，声称揪出了北大生物学系反动学术权威和黑帮分子的祖师爷。张妻崔之兰教授，耿直不阿，非议江青种种丑恶，"这样的女人，不是一个好人"，遭人检举告发，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交群众监督改造"（据葛明德《张景钺传》，载北大生命科学网站http://www.bio.pku.edu.cn/news.php?id=1246）。崔被斗得死去活来，1971年亡故。张在妻垂危时，央人抬自己去与妻握手，生死别，天悲地怆！1975年，一代植物生物学宗师张景钺在北大燕东园寓所溘然长逝，终于被党文化革掉了老命。
邓叔群（1902.12.12—1970.5.1），福建闽侯人。微生物学家，中国真菌研究奠基人，森林病理学创始人之一。1966年邓氏是科学界最早遭批判斗辱的，因其胞弟邓拓是"三家村"反党集团主帅。邓叔群自然受株连，被扣上"三家村黑帮"、"三家村科学顾问"、"学阀"、"恶霸"、"流氓"、"反革命分子"等帽子，受尽摧残凌辱。邓的家庭和子女无一幸免，家破人亡。1970年邓终于被迫害致死。
梁思成（1901.4.20— 1972.1.9），祖籍广东新会，生于日本东京。建筑史学家、建筑师。父梁启超。梁力主保护北京古建筑，时中共北京书记彭真在天安门上对梁说："毛主席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梁遂遭批判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梁在清华全校"洗澡、脱裤子、割尾巴"大会上检讨三小时，声泪俱下，自我污辱。1955年又遭 "以梁思成为代表的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批判。1966年梁被抄家斗辱游街，抄家发现属于其妻弟林恒烈士获蒋介石所赠佩剑，成了要复辟要杀人的大罪状。1972年，梁在贫病中不堪折磨去世。
曾昭抡（1899.5.25—1967.12.8），湖南湘乡人，曾国藩曾侄孙。化学家，中国化学学科奠基人。1949年后任北大教授、教育部副部长、高教部副部长。1957年整风运动中，曾昭抡主持撰写了《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报告，与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陶大镛、吴景超诸教授在座谈会上说话谈看法。报告被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谈话是右派言论。六教授都被划为右派，曾昭抡居首，是为著名的"六教授"事件。文革中，曾在武汉大学屡遭斗辱抄家挂牌游街，1967年不堪折磨自杀身亡，68岁。
王家楫（1898.5.5—1976.12.19），江苏奉贤人。生物学家，中国原生动物学奠基人，中国轮虫学开创人。1966年遭批判斗辱抄家。1969年遭 "毛泽东军工宣队"怀疑为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系统骨干，遭刑求，被打昏厥过去，军代表怕承担责任，才把他放出牢房，监外候审。王夫人李素君精心护理丈夫至能下床走动。王崇敬恩师秉志："在他身上，每句话和每个动作都代表了一种尊严"。戴着"特嫌"帽子的王在1970年代初，依然尊严地活着、工作着、科学研究着，捱至1976年终于伤病重不起离世。
71人中中研院院士遭整肃折磨自杀伤病至死者5人：胡先骦、吴定良、周鲠生、李宗恩、翁文灏。
胡先骕（1894.5.24—1968.7.16），江西新建人。植物学家，中国植物学分类奠基人，中国近代植物学、生物学先驱之一。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胡不愿骂"蒋匪"，万言检讨三次不过关。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说：胡先骕是可不带上右派帽子的右派份子。文革中，胡因留美经历，是"里通外国"；因发表过其文的《Taxon》杂志也发过台湾学者文章，有"制造两国中国"之嫌；更根本说不清他曾受命创办"中正大学"的弥天大罪。批斗无日无之，人身摧残精神侮辱无以复加，挂牌、戴高帽、下跪、反剪、喷气式、扇耳光、拳打脚踢、吐唾沫是日常功课。胡一家从原住300平米房子被扫地出门，龟缩在10平米斗室；平生藏书文物科研资料悉数遭劫，片纸无存。1968年，胡不堪斗辱，悲愤交集，心脏病突发遽逝于北京。
吴定良（1893.1— 1969.3.24），江苏金坛人。人类学家，中国人类学主要奠基人。文革中在病榻上受批判斗辱和多次抄家。1969年清查"516"分子运动中，再受株连，寓所再次遭劫，眼睁睁地看着凝结自己一生心血装订成册的论文集以及计算机、直脚规、弯脚规等科研工具都被抄走时，年近耄耋瘫痪病榻的吴氏号啕大哭，当晚病情转剧，翌日晨终于被逼死了。
周鲠生（1893.6—1971.4.20.），湖南长沙人。国际法学家。1949年选择留在大陆，任外交部顾问、外交学会副会长。1955年中科院选拔院士，法学专家、中研院院士周鲠生与钱端升双双落选。新政权否定一切法学思想、法学理论和法律条文，没有打算以法来规定和约束各种人群的权利和义务。文革中周遭批斗游街抄家关押，不堪摧残折磨，1971年在北京死亡。
李宗恩（1894.9.10 —1962），江苏武进人。热带病学医学家。1949年后留在大陆，续任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1957年被指为右派头子"章伯钧在医学界的'统帅'，和党争夺医学界的领导权"。1958年贬遣云南边陲，四年后死于昆明。有学人谢泳论李曰："像他们那样的人才，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是积了多年的精华才出现的，然而在一个非常的时代，就那样轻易把他们葬送了。"谢泳之责，其辞也婉；李氏之苦，其命也惨！
翁文灏（1890—1971.1.27），浙江鄞县人。地质学家，中国近代地质学四大奠基人之一。1951年从法国返回大陆后不愿骂蒋介石，颇遭猜忌教训，认罪自白书一改再改通不过。1966年遭批斗。其子翁心源1970年被连续批斗3天后死亡，次年翁文灏在惊恐中死于北京。翁在1949年前，道德文章有口皆碑，做了十几年高官，且多是油水极多的肥缺，最后弃官而去时还是两袖清风。翁以贰臣之身，死于大陆文革风暴，然其学人、科学家本色在地质学上仍旧闪耀着光辉，难以磨灭。贰臣中有他不多，无他不少，中国地质科学的历史则必有他的一席之地。
71人中中科院院士遭整肃折磨自杀至死者2人：汤飞凡、赵九章。
汤飞凡，（1897.7.23—1958.9.30）湖南醴陵人。医学微生物学家，中国免疫学奠基人。被称为世界上第一个分离出沙眼病毒的人，被视为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中国人。1958年"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横遭批斗凌辱。第一天还是"白旗"，第二天就升级为民族败类、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走狗、美国特务、国际间谍、冒充大科学家，把沙眼病毒送给外国人把分离方法告诉外国人的卖国贼。翌日晨，汤在寓所自尽身亡，以死逃脱继续受辱。在大陆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也成为运动的1978年，没有汤飞凡的份，因为党没有给他戴过什么帽子，既非右派，也不是什么坏分子，他是自己寻死，所以无反可平。1979年，医学界为汤平反的呼声太大，卫生部才不得不为汤举行追悼会。国际医学界没有忘记这位为人类的眼睛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1980年，中国眼科学会收到国际眼科防治组织（IOAT）短函：因为汤博士在关于沙眼病原研究和鉴定中的杰出贡献，国际眼科防治组织决定向他颁发沙眼金质奖章。希望能够得到汤博士的通信地址，以便向他发出正式邀请。可是，这世上早已没有了汤飞凡。为汤颁发金质奖章的仪式在1981年全法眼科学大会上举行。原定由汤的学生王克干代领奖，颁奖前夕，中共组织决定改由张晓楼领奖。张领来的奖章上刻着两个名字，第一名居然是张，汤居次。大陆媒体采访报导，张晓楼成为沙眼病毒的第一发现人。汤飞凡未亡人何琏拍案而起，在知情者和仗义者支持下，于1986年写信到国际眼科防治组织（IOAT），要求一个公正公道。IOAT回信：沙眼金质奖章是授予汤飞凡的，为了澄清起见，IOAT将复制一枚新的奖章。不久汤家收到新奖章，新奖章只刻着一个名字：汤飞凡。
赵九章（1907.1.15— 1968.10.26），浙江吴兴人。气象学家、地球物理学家，中国气象科学从定性描叙走向数值预报的先驱，把数学、物理引入中国气象学的第一人。中国地球物理和空间物理的开拓者，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组织者和奠基人之一。赵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外甥，与蒋纬国留德同学，因此，历次政治运动中无论做了多少次交待检查，也说不清。文革中遭游街，颈系铁丝拴的十几公斤重游斗牌，赵不肯低头弯腰，便被用烟头烫腿、腰、嘴，直到烟头烫灭了，他的腰还是没有弯下去。1968年在北京中关村寓所吞药自杀，61岁。留下的最后文字是"我的检查，我的交代，我的认罪！" 1999年，赵被追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赵不是中共党员，但他以每月交100元工会会费表明对党的忠心。近廿年如一月。赵大约是全中国交工会会费最多的人。据说，周恩来闻知赵死讯，"流下了热泪"。周当然没有斗辱赵、也不会要赵死，但他所遵奉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斗争学说，是非要吃掉自己最忠诚的儿子不可的。周下令追查死因，能查明么？周不过是真诚地演着必须演的戏罢了。刘少奇、贺龙、陶铸、干女儿孙维世……尚且不保，何况一个"臭老九"科学家赵九章！
71人中著名科学家遭整肃折磨自杀伤病致死者9人：钱宝琮、王季梁、查谦、熊庆来、陈建功、徐瑞云、叶雅各、施今墨、傅连璋。
钱宝琮（1892.5.29—1974.1.5），浙江嘉兴人。数学史家，与李俨同为中国数学史研究先驱。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1959年反右倾运动，钱皆被作为资产阶级白专思想，只专不红，目空一切的"白旗"典型，遭整肃"拔"掉。文革中挨批斗，被罚干重体力劳动。1969年78岁时被驱离北京，孤身一人凄然南下投奔儿子后病死。
王季梁（1888—1966），浙江黄岩人。化学家，中国现代化学开拓者之一，中国分析化学和中国化学史研究先驱。1949年后杭州大学一级教授。文革中遭批判抄家，家中所养猫和花被处死拔掉。被抄走钱财后来发还，缘"上头"发话"王季梁教授是保护对像"。发还后，即遭窃贼入室抢劫，杀王死。凶手供认：得知王教授被抄钱财发还而生意。
查谦（1896.11.22—1975.1.23），安徽当涂人。物理学家，教育家。历任东南、金陵、中央、武汉大学教授。1953年受命创建华中工学院，任院长。文革中遭批斗抄家游街示众。查平时讲话作报告习惯称 "女士先生"，都成为罪证和最易煽动群情激奋声讨的内容。批斗会上，学生被蛊惑，认台上弯腰挂牌的老人是万恶的阶级敌人，用石子投击查至击中前额流血以取得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为止。文革后期，近耄耋之年的查生活已不能自理，尚须经组织审查批准，获允搬到武大儿子处居住病死。
熊庆来（1883.10.20－1969.2.3），云南弥勒人。数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数学先驱，有"中国数学界的伯乐"之誉。严济慈、陈省身、华罗庚、赵九章、赵忠尧、钱伟长、钱三强、杨乐等人皆出其门下。1937年出任云南大学校长，将云南大学办成国内一流大学。1949年离国赴法，居法期间患中风，右手瘫痪，遂练习左手写字自如。1957年因总理周恩来亲笔信敦请，重返祖国，任职中科院数学所。文革中屡遭批斗抄家游街凌辱，捱至1969年初遭迫害至死。
陈建功（1893.9.8—1971.4.11），浙江绍兴人。数学家，中国函数论方面开拓者之一。陈与钱宝禄、苏步青齐名，同在复旦任教。1959年调任杭州大学副校长。1962年申请参加中共，获基层批准，却最终搁置，未能成为共产党员，原因至今未明。文革中屡遭批斗游街凌辱，1971年胃大出血惨死于杭州。
徐瑞云（1915.6.15—1969.1），女，祖籍浙江慈溪，生于上海。数学家，中国第一位数学女博士。1952年被从浙大调往浙师院任教。1966年遭整肃批斗抄家游街。1969年不堪凌辱折磨在杭州自杀身亡，54岁。
叶雅各（1894.4.30—1967.12.24），广东番禺人。林学家，中国近代林业开拓者之一。1962年，有感于大跃进毁林炼铁，饿殍遍野，撰文《森林对风调雨顺的关系》："民以食为天，而食之所赖是靠庄稼。在今天，年成之丰歉，绝大部份要靠风调雨顺。森林和气候有着密切关系，多造林有助于风调雨顺。"文革中成为罪状，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派遭斗辱，1967遭迫害致死。
施今墨（1881.3.28—1969.8.22），祖籍浙江萧山，生于贵州。中医学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溥仪、齐白石诸名人以及毛泽东、周恩来诸党国要人，都慕名延请过施氏诊治。1959年，施氏无偿献出十大验方，制作中成药，泽被百姓后世。文革中施被作为封建余孽、反动权威、牛鬼蛇神批斗抄家至"扫地出门"，勒令全家搬出私宅东绒线胡同路南的小院。施氏一生悬壶济世，积善行德，年届八十有六时竟无处安身安家，悲愤交加，病情加剧至1969年夏终于被折磨死了。施绝笔遗诗，遗嘱死后呈送周恩来夫妇。诗曰： "大恩不言报，大德不可忘。取信两君子，生死有余光。余恨生亦早，未能随井岗。路歧错努力，谁与诉衷肠。"施若生迟而"能随井岗"，则中国少一良医矣，万幸努力"今墨"而未"错"为"路歧"。施氏"衷肠"谁与诉？应是其祖神农氏、张仲景也。
傅连璋（1894.9—1968.3.29），福建汀江人。医学家。中共高干，中将。青年时受西方医学教育。1930年代参加红军，女儿女婿和两位学生，都被作为AB团分子枪毙了；傅本人命悬一线，在押往刑场之前几分钟意外获救。红军败逃长征路上，傅3次救过毛泽东的命，周恩来、朱德、刘伯承、陈赓、徐特立、王树声、邵式平、贺子珍等人都在危急时刻得到过傅氏的救治而驱死回生。中共建政后，傅任总后勤部卫生部长，国务院卫生部副部长。文革中傅仍逃不脱批判斗辱。1968年傅与妻子同时被捕，关押在秦城监狱，狱中被打断3根肋骨。74岁高龄的傅"拖着断了3根肋骨的身体倒在地板上，翻来覆去地在地上打滚，痛苦地呻吟着，一会儿又在屋子里四处乱爬，将身子钻进了床下。3月29日8点多钟打开牢房时，傅已死去多时。傅从入狱到死，只有半个月时间，死时手上还戴着手铐。"（据大陆"百度百科傅连璋"条目）。中共党争中泯灭人性是普遍现象，如此全体完全彻底泯灭人性，则仅见。中共党内军内高层人士从傅处受惠受益受救命之恩者很多很多，全都作壁上观。或以自顾不暇辩，正是这自顾不暇！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种可以自顾不暇至全体彻底泯灭人性的局面？
71人中中研院中科院双院士遭整肃斗辱者26人：吴有训、秉志、罗宗洛、严济慈、赵忠尧、华罗庚、吴学周、庄长恭、李四光、黄汲清、竺可桢、杨钟健、候德榜、茅以升、贝时璋、张孝骞、俞大绂、汤佩松、冯德培、伍献文、陈桢、钱祟澍、蔡翘、殷宏章、戴芳澜、童第周。他们多是其学科的奠基人、先驱，学科研究工作的带头人，学养深湛，成就卓著，年高德劭。他们中的近一半参加了中共，吴有训、严济慈、李四光、竺可桢、童第周还是中科院副院长，仍无一幸免遭整肃摧残。
植物生理学家罗宗洛下狱六年放出来还要监督劳动改造。
物理学家严济慈儿子被斗死，老父见到的是"一领芦席下面……嘴里只剩下一颗牙"。
"中国原子能之父"赵忠尧因是铅笔厂股东，1952年起遭整肃至文革成为"美蒋特务"。
数学家华罗庚女婿遭整死女儿陷狱，自己险成窃贼，幸学生陈景润拒绝诬师，才免大劫。
化学家吴学周在斗争大会上被铐下狱，查无实据放出时已被折磨得一眼全瞎一眼半瞎。
地质学家李四光死时周恩来不敢拟悼词，以读其女信代。
与李四光齐名的地质学家黄汲清1957年遭整肃为右派后入炼狱廿余年。
以侯氏制碱法闻名于世的侯德榜文革中遭斗辱，要求工作不拿工资仍不获准。
桥梁专家茅以升老妻被抄家的霸道活活吓死。
生物生理学奠基人、从不与人争的贝时璋也遭斗辱抄家，罪名是不关心政治。
地质学家杨钟健被抄家抄出一封毛泽东1920年写给他的信而幸免遭打斗。
消化病学奠基人张孝骞遭斗辱游街，抄家抄了三次。
植物生理学奠基人之一汤佩松1952年起就遭斗交代返国动机，文革被疑为特务关押。
神经生理学奠基人冯德培遭勒令跪在上海分院大门口挨斗，关暗室中差点被打死。
动物遗传学创始人陈桢因为是美国摩尔根第一个中国弟子和追随者，屡受批判。
生理学家蔡翘文革中遭斗辱迫害。
生理学家殷宏章文革中遭批斗凌辱驱往农场干最脏最累最重的活。
真菌学主要奠基人戴芳澜文革中遭斗辱，近耄耋之年被驱离北京。
鱼类学家伍献文遭军统、中统潜伏特务之诬，惨受监禁刑讯。
植物病理学家名门之后俞大绂文革中被折磨至右眼失明，其家族遭整肃至死者6人：表兄陈寅恪唐筼夫妇、胞妹俞大絪曾昭抡夫妇、堂妹俞珊赵太侔夫妇，受批斗抄家挂牌游
街关押牛棚者难以胜计。
科学界元老近代生物学开拓者和奠基人秉志、有机化学研究先驱曾任台湾大学校长半年的庄长恭、近代植物学主要奠基人之一钱崇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需检讨交代留学外国任职台湾的历史问题而永远也交代不清。
71人中中科院院士和著名科学家遭整肃摧残者19人：周明镇、黄万里、胡刚复、胡焕庸、苏步青、江泽涵、陈希孺、吴文俊、陈景润、林巧稚、黄家驷、蒋彦永、钱伟长、丁石荪、邓稼先、袁隆平、陈一文、黄相宁、杨显东。
古脊椎动物学家、中国恐龙研究之父周明镇不堪整肃斗辱之惨酷，多次自杀未果，抢救回生继续批斗，口渴求饮不得，喝痰盂里的水；其子周西蒙遭整肃卧轨自杀，其妻疯了，捱了廿余年也自杀了。
地质水利学家、当代大禹黄万里遭毛泽东御批右派，为反对阻止祸国殃民的长江三峡工程上马，多次上书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李鹏、江泽民以及克林顿，独克林顿回信，邓胡赵李江不予理睬。
科学界元老、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胡刚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需交代检讨留学外国的历史问题而永远交代不清。
地理学家胡焕庸遭整肃下狱十年险死还生。
数学家苏步青遭斗辱时被一瓶红墨水倒在谢了顶的头上，推倒在地，责令在晒得冒泡的柏油路上作狗爬，关押拘禁百余天。
拓朴学奠基人之一、胡适堂妻舅江泽涵1952年起遭整肃至文革住房被占，扫地出门。
数理统计学家陈希孺以有"不当言论"罪下放农村，文革遭斗辱和肉体摧残。
获最高科技奖的数学家吴文俊文革中遭整肃批判下放工厂劳动改造。
数学家陈景润多年龟缩6平米阁楼点煤油灯卷起被褥床板当桌作"哥德巴赫猜想"。
妇产学家万婴之母林巧稚遭整肃批斗强令到绒癌病房做护工，拖地板、倒痰盂、洗便
盆。
胸外科奠基人之一黄家驷文革中遭斗辱关牛棚。
萨斯瘟疫肆虐期间真话救中国的军医蒋彦永夫妇遭拘押监禁。
近代力学、应用数学奠基人之一钱伟长遭整肃为右派入炼狱廿余年。
数学家丁石孙1957、1959、1960、1966年皆遭整肃批判斗辱，关牛棚。
核物理学家邓稼先在西北核工业基地毒太阳下差点被斗死。
"水稻之父"袁隆平被迫宣布由于研究经费匮乏，将与美国公司合作。
地质学家陈一文、黄相宁说出了汶川唐山地震震前都曾有预报的真相遭整肃。
棉花专家、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遭整肃打断骨头，喂猪清粪坑十余年，他最早揭露毛泽东树立的全国农业学习榜样山西大寨大队是假典型。
2009年中科院新增35名院士，80%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中国工程院新增48名院士，85%是现任官员。（据中国新闻周刊本刊记者/王婧文/林茵《两院新增院士超8成为现任官员引发质疑》，载http://www.sina.com.cn/ <http://www.sina.com.cn/>2009年12月17日11:07）。这是权力对科学的公然强奸和侵害。新世纪，科学精神遭到另类的金钱的腐蚀诱惑，学术与权力联姻结盟，走向了全面的叛卖堕落。
中国大陆科学家平日的工作时间完全不能保证科学研究工作的正常进行。这一类"人要吃饭才能活着"的"科学家要作科学研究才是科学家" 的普世常识，在大陆一直是大问题，1950、1960年代曾多次煞有介事地提出"六分之五"工作日问题，进行所谓的调查研究讨论。实际上二十世纪的后五十年和新世纪，这都是中国大陆科学家的问题，因为从未停止过政治运动，从未停止过科学家需要改造思想、需要学习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需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需要学习四个坚持三个代表、需要与时俱进与中共中央保持一致等等所谓大是大非问题。
1955年、1960年中科院的几个调查表，说明与证实着中共治下的中国科学界曾经如何轻易轻松轻快轻飘而又实在认真执著专注地荒谬过。
根据国家关于干部劳动锻练的规定，科学家每人要下放劳动一年，此外每年劳动一个月。以五年计算，每一个研究人员要有一年四个月，即约四分之一的工作日进行劳动锻练。实际上，有些地方在规定之外，还布置了许多临时的义务劳动，调动了许多研究人员去修路、修广场、搞基建、搞绿化、搞机关生产、运输副食品，把研究人员当作一般劳力来使用，占用的时间甚至比规定的劳动时间要多得多。超负荷劳动使一些体力较差的研究人员病倒，长时间无法正常工作。
谢泳论中国知识分子
1. 这一百年间，谁最爱这个国家？谁最关心这个国家？谁最能替老百姓说话？谁比较最能不计自己一时的利害得失而为国家的命运着想？我想了想，还是知识分子。
2. 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一个时代政治宽容的主要标志，在这方面，大陆这五十年实在是乏善可陈。
3.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作家不是自由写作的群体，而是权力控制下的宣传力量。
4. 对于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对于新时代的政治要求，没有表现出普遍的抵抗性，可能是他们后来悲剧命运的开始。
5. 不信任知识分子，可以说是新时代的基本特点。中国在五十年代顺利走上苏联道路，就是因为听不进知识分子的意见。
6.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政府应该听听不同的声音。一个政府犯错误是难免的，而我们的历史是，一个政府从来都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圣人之举，这是很可怕的。
7. 现代政治是不记仇的，尤其不记异己的仇。政治是有成败的，成的不一定都是好人，败的也不一定就都是坏人，政治的成败和人格的高下不是对等的关系。
8. 新政权让许多大学教授去参加了土地改革，这可以说是后来发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前奏。许多大学教授不是在思想改造运动之后才与新政权妥协的，而是在土地改革时就开始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当时参加了土改的知名大学教授潘光旦、全慰天、孙毓棠、李广田、萧乾、胡世华、、贺麟、郑林庄、朱光潜、吴景超，都写过文章来检讨自己的过去。
9. 对工农群众的简单认同，是1949年以后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一个基本逻辑，这个逻辑的前提就是工农比知识分子强，其实这是非常荒唐的。
10. 思想改造运动是四九年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政治运动，由于运动的主要对象是知识分子，所以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对知识分子的第一次清理，为随后到来的1952年的院系调整做了思想上的准备，从此以后，知识分子就开始变得谨小慎微了。这次思想改造运动到1952年基本结束，它带给知识分子心灵上的伤害是很重的。
11. 从个人命运来说，黄万里的人生是个悲剧。因为对一个科学家来说，他一生最有价值的思考没有得到国家的认可。不过对悲剧英雄来说，他们存在的意义是超越他们职业本身意义的，像吴祖光、马寅初和梁思成他们一样，他们的专业成就早晚会被超越，但他们的精神可以成为永恒的财富。
12. 1949年以后，中国的历史却很令人深思。北京市政建设中，历史证明梁思成是对的，但老北京还是消失了。三门峡水库，黄万里是对的，但三门峡水库还是建起来了。马寅初提出要计划生育，但中国的人口还是激增了。
13. 中国历史的吊诡处在于：对者出局。这已成为基本的潜规则。因为专业声望的建立过程中国家有决定作用，所以黄万里不可能成为两院院士，不可能居于他所在专业领域的重要地位。
14. 作为一个水利科学家，黄万里专业声望的最后建立要依靠巨型水利工程的失败来证明，这是多么大的悲剧！但这样的悲剧在黄万里一生中，还上演了不止一次。
15. 一九四九年的时代转换，在中国历史是空前的。因为以往的改朝换代，对整个社会的日常生活影响并不是突变的，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文化传统一般可以延续，而这一次的时代变革却把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文化传统全部改变了。马寅初是新政权建立后的北大校长，而他的一个学术观点却受到了政府的批判，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到了他这里已经淹淹一息，独立思想，自由精神已成绝响。
16. 叶企孙和饶毓泰是中国早期物理学发展中的两个奠基人。他们同是留美的博士，后来主要从事物理学的教学工作，中国多数物理学家均出自他们门下。1948年他们俩都是中央研究院物理组的院士，这是当时科学家的最高荣誉。到了"文革"，饶毓泰自杀，叶企孙重病缠身，凄然离世。叶企孙由于卷入一桩重大冤案中，很长时间受到迫害，曾被投入监狱。叶企孙晚年十分凄惨。"当时不少人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了这种情景：叶企孙弓着背，穿着破棉鞋，踯躅街头，有时在一家店铺买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啃，碰到熟知的学生便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叶企孙、饶毓泰后来都获平反，但他们的死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强烈的，一个连物理学家都容不下的环境，到底在哪里发生了问题？
17. 李宗恩先生是一个科学家，一九四七年他出任著名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成为这所一向由美国人主管的医学院的首任中国院长，他也是一九四八年老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胡适和傅斯年曾动员在北平的著名教授和学者去台湾，很多人拒绝了，李宗恩也是其中之一，他要留在国内办医学教育。李宗恩一九五八年被打成右派，奇怪的是年过花甲的老人竟被发配到了云南昆明，没过了几年，一九六二年就死在了那里。想想这些知识分子的遭遇，真让人有说不出的悲愤。像他们那样的人才，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是积了多少年的精华才出现的，然而一个新时代就那样轻易把他们葬送了。
18. 胡先骕是中国生物学的创始人，享有世界声誉的植物学家。1949年以后，胡先骕没有走，而是留下来继续他的生物学研究，那年他五十五岁，还是一个科学家最好的年龄。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时，在自然科学家中，胡先骕是极少几个老中央研究院士而没有成为学部委员的。就是因为他坚持自己独立的科学思想，在一个新时代里，他最终很难和他所处的时代达成平衡，他是中国生物学界少有的享有世界声誉的科学家，但在一个一切以政治为首要标准的时代里，科学完全成了政治的婢女，胡先骕就因为反对李森科的非科学理论，而最终没有成为学部委员。胡先骕的落选，不是他个人的耻辱，而是这种体制的耻辱。胡先骕于1972年去世，终年七十五岁。他在文革中身心受到极大的折磨，他由原来所住的一所约三百平米的住宅，被迫迁到了一所仅有十平方米的斗室中，平生所藏的图书、资料和尚未发表的研究成果，均散失殆尽。一代科学宗师，就在这样的处境中离开了人世。
19. 安福是江西的一个偏僻小县，但在本世纪初，不到几年的时间里，却有三位少年，由这里走进了千里之外的清华园，他们是罗隆基、王造时、彭文应。罗隆基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王造时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彭文应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硕士。安福三才子，在40年代都达到了他们人生最辉煌的时期，无论是学问，还是社会声望，他们没有与旧政权共进退，都满腔热情地投入新的环境中。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也许是偶然的巧合，1957年全部成了右派，而且罗隆基、彭文应是全国五个未获平反的右派中的两位，三个人都在"文革"中凄惨离世，想来真是令人心酸。
20. 董时进是一个始终让我不能忘怀的知识分子。历任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主任；国立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等教授。董时进对国民党政府取缔民盟很有看法，他认为这是一个政府的下策，是害多于利的。他说；"因为一般人民对于政府大多恨它腐败贪污，而认为尚可取的，则是比较上还能给人民一点自由，政策不同的政治团体也还可以存在。人民对于共产党最害怕的是它的专制，太不给人民自由，党派根本不能存在。"他认为，自己腐败但还给人民一点自由的政府，比那种又腐败还不给人民自由的政府总是要好一些。这个简单的常识，中国多数知识分子要在经历了半个世纪以后的悲惨命运中才想清楚。
21. 董时进有一件让后人肃然起敬的事是：一九五零年，他上书毛泽东，反对土地改革。他的根据是：旧中国农村土地是'自由买卖'的，租佃关系是一种'自由契约'，所以它不是封建性质的土地制度，因此就不应该进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把土地分散了，经营不利"。"地主是勤劳的，而农民则是懒惰的""地主土地私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九四九年以后，在老一代知识分子当中，人们比较熟悉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是梁漱溟和马寅初，但与他们比较起来，真正能在大问题上看出轻重的还是董时进。
22. 张东荪曾做过私立光华大学的文学院院长，在专业领域，他是被否定的人物，对一般人来说，这个人就更陌生了，但张在1949年以前，却是非常有名的人物。新时代里，他已是被遗忘的人物，青年人早已不知他是何许人也。张的被重新发现，首先是许多学界人注意到他思想的价值，还有就是他后半生的坎坷命运。1973年，张东荪离开了这个世界。此前，由于受其连累，他的次子中科院学部委员、著名物理学家张宗隧，三子社会学家张宗炎，已先后自杀。1949年后张没有写什么东西，作为哲学家的张东荪在1949年就死了，那时他也不过63岁。
23. 吴恩裕这一代自由知识分子是抗战以后才学成归来的，40年代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像他的同辈朋友储安平、费孝通等人一样，他们在40岁以后，已经没有做学问的条件了，想来真是痛心。吴恩裕还做了红学研究，更多的学者则是什么都不能干了。
24. 1949年，顾颉刚57岁。他没有走，留在上海复旦大学做教授。作为学者，顾颉刚的学术道路与政治的关系并不大，但顾颉刚本人是受胡适、傅斯年、钱玄同等人的影响成长起来的，在精神上深信特立独行的原则。整个50年代，顾颉刚基本没有什么好心情。他在日记中说："到京8年，历史所如此不能相容，而现在制度下又无法转职，苦闷已极。"到了"文革"，顾颉刚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历史所劳动，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才得以解脱，和他同时代的学者比较起来，顾颉刚的后半生基本还在做学术工作，终是幸事。
25. 我常常想，沈从文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作为小说家的沈从文其实早已死去，不死的是他的小说。常风先生和我提到沈从文常是叹息，对于他不写小说，常先生口中总是一句话：太可惜，太可惜。现在想来，常先生的叹息声中，是对一个天才命运的无奈，更是对一个时代没有让一个天才作家继续写下去的感慨。
26. 中国的知识分子，就钱钟书那一代人来说，确实是值得深入研究，他们当中有陈寅恪这样的，以不合作为最高原则，有顾准这样敢于反叛的，有储安平这样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更多像钱钟书这样看透了而"闭门不管天下事"的，正是这些丰富的知识分子选择，构成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悲欣交替、起落交织的全部人生。
27. 钱钟书对政治的看法非常独特，这种独特是在回避政治中得到体现的，在他看来，政治那东西，一旦沾上，就没有一天安生。然而，尽管钱钟书这种对政治的态度，使他在1957年没有落入"右派"的行列中，但1966年的到来，也使这位从不问政治的纯粹学者不得不放下自己的研究去种菜了。钱钟书在当代为人广泛尊敬，除了他在专业上的巨大成就外，钱钟书是一个真正超然物外的学人，凡是了解历史的人，都很难在任何一个历史的波动中找出钱钟书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这种人格的力量是非常令人尊敬的。
28. 作为一个有创造性的剧作家，曹禺在40岁前就已完成了他一生的工作，他是1910年生，之后，他的创造性就没有能再发挥出来。就个性而言，曹禺是属那种谨小慎微的人，他本人是艺术家，可他40岁以后赶上了一个不容艺术家气质的环境。对于曹禺40岁以后的创作，他的朋友吴祖光有过尖锐的批评，意谓他是太听话了。而黄永玉的批评更是痛心疾首："你是我的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解放以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晚辈剧作家沙叶新也曾直言批评过曹禺的没有主见。
29. 冯友兰一生可说的事非常多，他的经历在他那代知识分子中可以说是最丰富的。他一生的特点，有人评论说是太接近于权贵。成亦在此，败亦在此，他过于在意自己在一个时代里的地位，他有时候是不看时代发生了什么变化，而硬要让自己处在中心，如果他能有自觉退于边缘的意识，他给人们的印象就不是现在这样。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冯友兰没有树立起自己的独立性，他一生多变，这个变可以理解为他不断追求新东西，但对任何成年人来说，多变一是出于自保，一是出于不甘退居边缘。
冯友兰对领袖的感情可以理解，但领袖对冯友兰其实并不是真心敬重，要是真心敬重，文革中冯友兰也就不会吃那么多苦了，旧时的领袖倒是真心敬重他，但他却不念旧好，单就个人之间的友情而言，冯友兰的那些作法也有点过头，甚至是自做多情了。
30. 冯友兰先生早年是独立的，这种独立曾一度消失，但最终冯友兰又独立了，尽管这已到了他生命的终点，一个人到了这步天地才"海阔天空我自飞"，让人觉得多么沉重。冯先生"文革"中的失误，有其性格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时代的关系。冯先生作为一个读书人，在那样的环境下，做一些违心的事，常常不得已而为之。冯先生死后，港台一些学者已放弃了对他"文革"中表现的苛评，倾向于认为冯先生的一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季羡林挽冯先生说是大节不亏，晚节善终，当是知人之论。
31. 金岳霖这一代知识分子，本来言论应该是最具独立性的，但在历史巨变中，我们没有看见这种独立性。金岳霖晚年，对自己的选择有很沉痛的反思，但他的话说得很含蓄。1957年，金岳霖平安无事，不知这是否和他与毛主席吃过4次饭有关，但与金岳霖主动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而尽可能迎合时代有关。关于金岳霖早年的生活，我们现在知道的不多，知道的也多是关于他个人生活的一些趣闻，如他和林徽因一家的关系之类。我读过一些国内出版的关于金岳霖的书，感到金岳霖这样的知识分子是读书人的楷模，身上有许多优秀的品质，学问好，人又高雅，有中国人的机智（如他有作联语的嗜好），又有西方人的幽默。从他晚年的谈话中，能感到他在做出违心之论时，是有过考虑的，不过他"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就个性而言，金岳霖大概属于比较软弱的人。
32. 在四十年代，晚胡适他们那一代的青年学人中，最为老辈学者陈寅恪、赵元任、傅斯年看好的两个学者，一个是出身燕京的周一良，另一个就是出身清华的杨联陞。杨联陞、何柄棣、徐高阮他们，先后去了美国和台湾，大体上是过着学者的生活。杨联陞是幸运的，他要是回到北平，命运最好，也不过就是后来的周一良，周一良是回来了，但半个世纪过去了，想到当年同在哈佛读书的周、杨二人不同的人生命运，我们该做何感想呢？
33. 周一良对自己中年的否定，不仅是对自己人生的反省，更是对一个时代的评价，他晚年多次对陈寅恪的怀念，正寄托着他心中的理想，知识分子如果失去了独立性，悲剧早晚会降临，在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当中，周一良的经历是最典型的，由盛而衰，本来是学者却成了政治的牺牲品。
34. 50年代初，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中也提到周一良，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之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从陈寅恪的语气中，能感到他对周一良等自己学生的期望，遗憾的是他的学生在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上没有自己的老师执著。
35. 周一良先生的学术兴趣本来在魏晋南北朝这一段，但后来周先生几乎没有能按自己的兴趣去做研究，周先生在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还算是灾难少的（"文革"前），但恰恰是在他这种还算顺利的学者身上，让我们感到一个时代是如何将一个学养极好的学者变得平庸起来的。不平庸，不听话，就难以生存，想到这些我们也就不能再苛求一个学者了。周先生在"文革"后期和冯友兰、魏建功、林庚3位老教授成了"梁效"写作组的顾问。
36. 杨荣国这样的学者，今日已成为学者的一个教训。因为他以学术为政治服务来治学术，已完全背离了学术精神。但像他这样的学者在新环境里，却处处如鱼得水，在杨树达、陈寅恪、顾颉刚这些学者不适应的时候，杨荣国这样的学者正是喜气洋洋的时候。他当时是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
37. 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是由一些根本就不懂经济的人来设计的，不仅最初具体掌握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高层官员如陈云、薄一波、李富春等人不了解现代经济，就是当时中共的经济学家如沈志远、许涤新、孙冶方、于光远、薛暮桥等人，对于现代西方经济的了解，也根本无法和那一批留学欧美的社会学家相比。
38. 从科学家的角度讲，我也以为邓稼先、朱光亚他们是不幸的，他们俩和杨振宁、李政道都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杨、李在美国研究科学，邓、朱在中国研究军火，我们不能说他们的工作没有价值，但对一个科学家来说，我总以为他们有点遗憾。
39. 王实味到了延安，但延安最终不要他了，因为他有自己的思想，延安不需要这个，有一种思想就够了。不要个性，不要独立思考，只要服从即可。所以那些到了延安而还想用自己头脑思考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都不适应了。王实味是最典型的，还有高长虹，还有萧军。他们都是些不受延安欢迎的人。
40. 冯友兰、金岳霖、贺麟都是留美的博士，作为同时代3位著名的哲学家，在变动的时代里，他们的理想和选择常出现后人难以理解的背反现象。这几位哲学家的学问人们是公认的，但他们的经历却又是曲折的。我想从他们的经历中感受一个时代是以怎样的方式和力量，使这一批留美的博士放弃了自己早已形成的价值观念，他们的转变有多少是出自真诚，又有多少是出自无奈！在西南联大校史上，这3位哲学教授不仅留了下来，而且很快和新时代同步，倒是当年几位治历史的教授如陈寅恪、钱穆、傅斯年、毛子水、姚从吾等人，保持了清醒的选择，哲学家和史学家对立的选择，给我们留下许多启示。
41. 陈寅恪、胡适和陈垣私谊很好。1949年，胡适和陈寅恪同机离开北平。由于二陈一胡为当时中国史学界的重要人物，他们都在南京政府抢运计划的名单上。这3个史学大师，从这一年开始分手，各自走了3条不同的道路。胡适先飞美后赴台，陈寅恪客居广州，辞不赴京。只有陈垣能顺应潮流，继续做辅仁大学的校长，一直做到院系调整以后的北师大。陈垣从此转变了，以后他每做文章，几乎都要否定自己的过去，1959年1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史学界对二陈的评价是：陈寅恪重志节而陈垣识时务，因此二人的命运也就截然不同。
42. 陈寅恪先生1949年后的辞不赴京及"著书唯剩颂红妆"等行为，绝不是一时迂执，而是在固定价值观念支配下的清醒选择。
43. 钱锺书先生很厌恶政治，但并不是不关心政治，是眼见的政治太让他寒心了。他不是一个有意要做隐士的人，而是现实让他太失望，到最后他连说一说的兴趣都没有了。沈从文先生在临终前，家人问他还有什么要说，他的回答是："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沈先生是一个弱者，但他临终的这句话却是强音。
44. 像钱锺书先生一样，王力先生后来也是一个不再多说话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沉默，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对一个可耻时代的控诉，但那样的屈辱，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打击是毁灭性的，长时期的这样生活，有时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
45. 在同时代的朋友中，费孝通是极少数幸存下来的人之一，作为一种象征，他能让今天年轻一代感受到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和坎坷人生。费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有很好的中西文化背景，自然也有很强的自由民主观念。但岁月无情，历史难测，1957年不仅埋葬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肉体，而且将崇高的信念也埋藏进幸存者的内心世界了。费孝通先生晚年已不愿多谈这些，但从他的散文，或者专业论文中，我们又时时能感受这种信念的强烈。
46. 费孝通年轻时形成的对政治的热情，一直持续到今日。对于费孝通来说，1957年是他人生中的一次根本转折。在1949年以前，作为社会学家的他，在李公朴被暗杀后，面对白色恐怖，他敢于在报上公开发表声明，认为："李公朴的血是标志着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运动的转折点。""是最后胜利的前兆"。在1957年，费孝通敢于写出像《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样被称为向党进攻的第一炮文章，真给人以不减当年勇的感觉，然而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1980年复出之后，虽然我们仍能在他那些远离政治的文章中感到一颗知识分子跳动的心灵，但我们却很难再读到他早年《观察》文章和《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样令人振奋的论文了。作为一个徘徊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晚年费孝通给我们的启发是很深的，从理论上讲，当他更有资格、更有机会放言国是的时候，作为知识分子，费孝通的影响却不如他年轻的时候，他曾说过："四十年代后期是写作上第一个丰收期，对当时中国的知识界有一定影响"。在中国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费孝通成为新时代学者从政的一个典型，我不知道这是他的幸运亦或不幸。
47. 贾植芳先生曾说过大约是这样意思的一段话，从创造社、太阳社到左联直到四九年以后，可以说从来都是窝里斗，斗到最后就是五五年的胡风集团，就是五七年的丁玲、陈企霞和冯雪峰成为右派，就是文革时期周扬那样的结局。新月社成员也不是没有矛盾，他们也为一些问题争吵过，但新月作家就没有个人恩怨，他们一生都是朋友。
48. 对延安知识分子，要稍加定义：主要指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从事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不在此例。延安知识分子的主要来源是当年的左倾教授和左倾青年，在教授中以陈伯达、艾思奇、范文澜为代表，在青年中以胡乔木、于光远、胡绳为代表。当年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很多，但并不是所有到了延安的知识分子就是"延安知识分子"，而主要是指那些在思想和行为上都能与延安保持平衡的知识分子，如果说延安确有新文化，那么创造这些新文化并为这些新文化所化的知识分子，才可以视为是"延安知识分子"，有些没有到过延安的人，仍可以把他们看作是延安知识分子，而像王实味、肖军、高长虹虽然到了延安，但最终无法和延安文化达成平衡，所以也不应当看作是"延安知识分子"。
49. 1949年以后，主要活跃的作家不是以往那些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作家，而是从延安和更为广泛的解放区来的文化水平很低的作家。由于这个时代对于过去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不放心，但一时又没有更多新的知识分子来满足时代的需要，所以五十年代初期，是一个什么都可以速成的时期，作家也不例外。
50. 大体上可以说，左翼作家在婚姻的责任感上，一般来说是比较不负责的。在左翼知识分子和左翼革命者的婚姻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他们的婚姻对象常常在同伴中转移，而同伴之间并不感到难为情，因为他们有更高的理想。左翼作家间婚姻对象的变换，常常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情和他们对革命的热情，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他们很快能把失败的婚姻用更高的革命热情抚平，虽然彼此的婚姻对象发生了变化，但左翼革命者之间产生情敌的现象一般来说并不严重。
51. 萧军虽然是左翼作家，但他是真正的左翼，而不是那种见风就转向的左翼作家。他在延安的时候，就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为此受到过主流政治领袖的批评，最后出走延安，他和那里达不成平衡。在当年左翼作家中，与鲁迅关系好而还有独立思想的人，一个是胡风，还有一个就是萧军，他们才可以看成是鲁迅的传人，可惜到了后来他们的命运都不好。
52. 丁玲不会想到她早年对萧军的批判，过不了几年就落到了自己的头上，因为她没有能力对延安的意识形态进行反思，大家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生活，自以为找到了真理，其实是不但失去了良知而且失去了独立的人格，最后与早年被自己所批判的对象同归于尽，甚至结局常常更惨，这不是因果报应的循环，而是一种意识形态所内含的必然逻辑。
53. 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早已是世人公认的。四九年以前，中国已经出现了像鲁迅、郁达夫、施蜇存、沈从文、巴金、张爱玲、老舍、茅盾、丁玲、钱钟书、无名氏、路翎等许多优秀的小说家，还有更多优秀的诗人。但这些人的成就，都是四九年以前完成的，他们在四九以后要么不能再从事文学写作，像沈从文，要么虽然还能从事文学写作，但已完全没有了自由写作的心态和自由写作的精神，最典型的就是老舍。他在四九年以后的很长时间里，虽然和新时代达成了平衡，但他最终的命运却是投湖自尽。
54. 早年左翼文人留下来的文学作品，现在评价，不如新月文人的文学作品更有生命力，因为新月文人的写作精神是自由的，而左翼文人的写作却受制于一定的意识形态。在这方面，丁玲是一个典型。她到了延安以后，经过一点曲折，最终为延安文化所化，而成了一个在新时代为延安文化所驯服的作家。她不但自已失去了自由写作精神，而且还要用那种精神来领导文学，她在五十年代主办中央文学讲习所，以延安文化为基本思想，试图为新时代造就一代新作家，五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就是这些人的天下。
55. 在中国现当代文化史上，有几个人的经历和命运特别耐人寻味，他们是周扬、冯雪峰、胡风、丁玲。他们四人有过合作，但更多的是分歧，最终还是带着恩怨离开了世界。他们的命运又和两个伟人有关，一是政治领袖毛泽东，一是文化旗手鲁迅。
56. 在关于冯雪峰的研究中，有一个问题在困惑着人们，因为以冯的资历和与毛的关系，他不应该有那样的结局，但他一生的坎坷给人们留下的却是另外一种感觉，研究冯的思想历程，我首先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为什么不喜欢冯雪峰？冯后来成为中共与鲁迅之间联系的主要人物，与他和毛个人的关系有关。1949年后，对冯的安排是中国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以冯的资历，这种安排似乎不能说是很高。1954年，冯就开始受到批判，显然，毛对冯是有看法的。对冯的不满，最初是由李希凡、蓝翎评《红楼梦》的文章引起的，理由是"两个小人物"给《文艺报》投稿受到冷遇。
57. 中国文学五十年的道路，最大的破坏来自于对作家自由写作精神的压制和打击，这是一个坏时代，坏时代不说能说绝对产生不了好作品，比如前苏联就有索尔仁尼琴那样的作家，还有东欧也出现过许多类似的作家，但在这五十年中，中国没有那样的作家。中国作家在自由写作精神的养成和自觉上，不如前苏联和东欧的作家，这不是作家的错，而是制度的错。就文学成就而言，在这五十年当中，人们没有什么特别留恋的文学作品，人们还是怀念过去，怀念三四十年代。"最是文人不自由"，这是陈寅恪一九三零年写的一句诗，用它概括这五十年来作家的处境，我以为是最恰当的。
58. 我们的文学为什么进步不了，因为作家们在他们写作的时候，没有自由的心灵，不是他们不知道该写什么，而是他们太知道他们该写什么了。
59. 胡风事件发生时，在权力中心几乎没有人同情胡风。因为当时负责胡风事件的具体部门中的领导都是胡风的对立面，在中宣部的周扬、林默涵、胡绳和在中国作协的领导人邵荃麟、刘白羽、何其芳等人，基本上都是早年批判过胡风文艺思想的人。
60. 中国知识分子一旦进入权力中心以后，极少有人表现出对弱者的同情，他们基本上承担的是助纣为虐的工作，在具体执行中，宁左勿右是他们的工作特点。因为这种东西已成为一种文化，深刻地沉淀在从政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心中，所以他们处在权力中心的时候，都对别人的痛苦麻木不仁。但他们没有想到，自己一旦被权力抛弃，面临的是比他们当年所面对的弱者更为悲惨的结局。中宣部在文革中的遭遇，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罗瑞卿、陆定一（特别是他妻子严慰冰的遭遇）、周扬、乔冠华、章汉夫、邵荃麟等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延安文化里没有对政治斗争中弱者的同情，因而使所有参预斗争的人，没有最后的胜利者，因为他们的命运都不掌握在自己手里。
61. 同是左翼知识分子，周扬与胡风、冯雪峰之间始终关系紧张，而鲁迅却对胡风和冯雪峰最有好感。同是延安知识分子，周扬和丁玲的关系几成水火。他和胡乔木的最后关系，都可以解读出丰富的历史内容。
62. 历史著作的叙事风格，1949年以后有一个大的变化，大体可以称之为"联共布党史的"风格，它的实质就是自说自话，对于历史事实缺乏起码的尊重，一切服从意识形态的要求。
63. 从1949年后，我们评价往日历史有一个荒唐的逻辑，那就是不顾及当时的历史事实和知识分子对国家对民族的赤诚之心，而一味地以党派的立场，以是否同一个将要夺取政权的政党所持的理论一致为基本的判断尺度，只要有利于夺取政权的，即给予高度评价，反之即斥之为反动、倒退、不现实等等。这种对历史的态度长时期以来混淆了许多理论问题，也导致了年轻一代对历史的无知和轻信，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者有深入阅读原始材料的耐心和勇气，许多被误解了的历史不知还要被遗忘多少时日。
64. 以傅斯年和胡适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史学中的"史料学派"，本来已为中国现代史学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但因为后来中国史学的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统天下，不但使已有良好训练的学者不能在学术上再做出更大的学术成就，而且使新一代学者的学术训练走上了歧途。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第一代的五老（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吕振羽），由于早年的训练还是受史料学派的影响，所以他们早年的研究还可以说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稍后的吴晗、尹达、吴泽等学者，早年也有很好的学术训练，但他们后期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受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以后，他们的学术研究是退步了；到了他们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华岗、胡华、胡绳、何干之、刘大年、张如心等学者，他们的学术研究工作，现在看来很少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65. 对于傅斯年和史料学派的批判，使四九年以后成长的史学研究者当中很难出现像他们前辈那样的史学家，因为训练不足或者说曾经误入歧途，他们已经回不到傅斯年的路上去了。破坏比建设要容易得多，四九年以年，中国并不是没有史学方面的青年才俊，但因为意识形态的制约，那些颇具文史才华的青年才俊，都在学术上走过弯路。像李泽厚、李希凡、蓝翎、冯天瑜、朱永嘉、戴逸等先生，甚至姚文元、余秋雨，他们本来是有可能成为像他们前辈那样的学者的。中国现代史学的道路是曲折的，绕了五十载，还得回到傅斯年，这是很让人感慨的。
66. 胡适这个人的价值，我们今天已经看得比过去清楚了，进入下一个世纪，我们就更需要读懂胡适了。为什么呢？因为胡适是一个有世界眼光的人，他差不多在七八十年前就看出了世界的趋势，这是很不容易的。胡适是一个没有排斥性的人，他一生中有那么多朋友，不是偶然的。他有一个看法，就是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而做人却要在有疑处不疑，这是何等境界！他是一个胸怀非常坦荡的人，知人论事，常能出以公心，一生说话，多为持平之论。
67. 胡适是中国新文化最重要的代表，文章简洁明快，是用平常话讲大道理的人。他的思想有开放性，他的方法有科学性。他的文章又最平易近人，是那种可以学，也能学的文章。过去语文教材里不选胡适的文章，最大的损失还不是在文章的做法和文风的变化上，而是我们失去了像胡适那样想问题、看问题、做学问的方法。
68. 1952年11月，胡适到台湾讲学，当面对蒋介石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胡适还写信劝蒋介石不要连任总统，这些事，都是需要勇气的。胡适敢劝蒋介石不要连任总统，我还没听说过有人劝毛泽东不要连任党主席的。
69.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我们可以说，凡是早年听了胡适的话或者诚心要像胡适那样研究学术的人，多数都在学术上做出了较大的成就。而早年没有听胡的话的那些有才华的学者，像吴晗、王瑶、赵俪生等人，到了晚年结帐，他们对学术的贡献大体上赶不上那些走了胡适的路的那些学者，比如杨联陞、何柄棣和殷海光。
70. 我们评价历史人物不能完全以道德为尺度，但也不能不注意一个人的道德。就鲁迅和胡适两个人来说，我要先问一下，假如他们还是两个生活在我们中间的人的话，我们更愿意和哪一个人成为朋友？哪一个人更容易成为我们的朋友？你更愿意和哪一个人共事？我想多数人是会选择胡适的。我们可以说，道不同不相与谋。但就以在同道当中作一个测量的话，我们还是得承认，胡适的朋友要多过鲁迅。这只是一个事实的评价，而不是一个价值的判断，一个人的思想和他的朋友多少并没有直接关系，但一个人一生总和他的朋友发生冲突，我们也不能就因为一个人的思想了不起，而在道德上也认同了他那样的做人方式。
71. 红卫兵文章的文风，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毛泽东，一个就是鲁迅，这是一个事实判断。
72. 为什么鲁迅后来被恶势力、专制的力量利用呢？为什么他们不利用胡适呢？国民党时期当局是排斥鲁迅的，胡适有时则在官方的一边；到了另一个时代，则借鲁迅作了这么多的文章，把这么多的东西强加给鲁迅，利用鲁迅愚弄了这么多人这么长时间，四九年后，鲁迅差不多是他同时代作家中唯一个没有被禁止的作家，在毛泽东的著作中，鲁迅是被提到和正面引述最多的一位现代作家。我感觉是鲁迅的思想里面有一些容易被某一政治力量曲解的成分，或者鲁迅的语言指向不是太明确，容易被别人利用。如果是进步力量的话，为什么不利用胡适呢？胡适是容易和官方妥协的人呀。在不容任何异端的时代里却完全容纳了鲁迅，这是非常需要深人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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